最近，许多网站都刊载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在"两会"期间接受某外国报刊专访时的谈话，这一谈话的主旨，是呼吁由政府掏腰包为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提供合理的薪酬，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改善医患关系。钟院士秉承科学家胆识与良知，心系苍生，直抒胸臆，其情可感。但笔者对其观点却不敢苟同，觉得有进行商榷的必要。

　　一、医院改革"走入死胡同"还是正在走出"死胡同"?

　　钟院士认为："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正走向死胡同",笔者对此判断不仅不敢苟同，甚至看法恰恰相反--由于走出了思维误区，并且在问题的步步倒逼之下，中国包括公立医院改革在内的医改正在走出死胡同，逐渐迎来柳暗花明的境界。

　　首先，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廓清了医改领域的认识迷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多年来沿用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表述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新提法，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对包括医改在内的其它领域改革也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正是这一重要理论基点出发，国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发挥"市场之手"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在健全医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服务、加强医疗服务监管等方面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其成效正日益显现。

　　其次，通过厘清政府作用的边界为公立医院改革破冰。公立医院改革是整个医改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一个时期以来，这个领域的改革长期徘徊不前的症结，就在于是没有打通政府与公立医院关系这"任督二脉".但在现实语境中，包括官员和专家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却总习惯于舍本逐末，只将目光聚焦于医院。而医院，也只是在极有限的操作空间内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小动作，其效果可想而知。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府在对政府进行限权和促使政府放权的工作中紧锣密鼓，"金牌十二道，道道有'放权'".这才是包括公立医院改革在内的诸多领域改革的治本之举，这才是清除公立医院改革道路上拦路虎的釜底抽薪之举。

　　另外，也是最富新意和创意的是从允许医师多点执业方面破冰，在解放医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将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这一举措昭示，由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到自由执业，促进医生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的转变，已然被纳入整个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战略层面。医生是最主要最宝贵的医疗资源，只有这一资源得到充分激活并将其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包括公立医院改革在内的医改这一盘大棋才能真正活起来。

　　综上所言，最近的几年，是医改从死胡同走出来走向光明未来的一个重要拐点。目前存在的所谓"阻力军"也好医患关系紧张也好，都是过去长期矛盾的积累，都是由于改革不迅速不坚决导致矛盾由积累发展到激化的程度。如果按照钟院士开出的药方  由政府将公立医院包下来、管起来、养起来，那就是在"翻烧饼",那就在走回头路，其结果已经被历史所验证：对政府来说就是继续管办不分，随之而来的是职责不清、职能扭曲、行为错位；对医院来说，就是继续对上级而不是对患者和医生负责，就是继续"跑部（局）钱进";对医生来说，那就是继续被半死不活地圈养着，就是继续围着大锅饭兜圈子，其钻研业务和服务患者的积极性从何谈起？

　　二、是不是政府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资就能保证其公益性？

　　钟院士强调，医改的核心是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从政府那里拿钱来， 表面上看起来是大锅饭，但实际上解除了以药补医，分解收费，不必要的检查、药物等等，这些不合理收费都是有意无意来自这个引导。"这里有几个相关的问题需要梳理一下。

　　首先是如何理解所谓"公益性"?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决定卫生服务"公益性"的要素是福利政策、社会监督、内部治理这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而不是医疗机构，在追求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这台大戏中，应当由政府来唱这个主角，而不能隐身到医院后面去。政府怎么去唱？那就是通过制定政策、强化监管来引导、规范和约束医院，将医院和医生的逐利冲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而不管面对的是医院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还可顺便说一句，医院如何在运营中彰显其公益性，与其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时下全国大型公立医院有多少是从旧中国教会医院等慈善类医疗机构发展起来的？钟院士是资深医学专家，比我辈知道得更清楚，莫非那个时候的医院统统将公益性拒之门外？

　　其二是政府当"散财童子",医院能否自然修成公益性"正果"?钟院士建议国家财政在医疗卫生的投入由目前占GDP的5.5%增加到6.5%."由政府负责全部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收入，约需要增加GDP的1%,这个投入是合理的。"他还经对比得出结论，"中国医疗投入比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甚至低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由此他呼吁政府加大对医疗领域的财政投入。钟院士这一建议对不对？当然对，但关键是投入的方向和评估所起的作用。就目前的公立医院状况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数量多、包袱重，导致政府财政压力过大。在管办不分的状况未得到彻底改变、公立医院未能从行政部门附庸的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情况下，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公立医院既养不起又不舍得放的情况下，即使政府投入得再多，其资金也会海绵吸水般被迅速吸掉。而将政府的财政投入通过医院、医生等诸多环节进而惠及患者，仅仅是良好的愿望而已。而大家所念念在兹的所谓"公益性",也难免不被权力和利益"绑架".当然，希望政府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的诉求并非不具正当性，其问题在于这件事与医改属于不同的层面，不应该将其放到端正医改方向的高度去强调，否则难免会形成误导--医改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不仅仅是一个财政投入问题，甚至主要不是一个财政投入问题。

　　三、调动医生积极性的切入点在哪？

　　钟院士认为"医务人员从主力军变成阻力军，完全没有积极性，出现集体的沉默。"不能否认这些现象的真实性。更不能否认，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一边让医院自己找米下锅一边让医院坚持所谓公益性，无疑将医院尤其是处于第一线的医生推到了替罪羊的尴尬位置。由此来看，钟院士仗义执言，直陈事实，应该得到高度肯定。但问题在于他尽管诊断正确，处方却没有开好--"由政府负责全部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收入"!

　　当前医务人员由医改主力军变"阻力军"的主因何在？是缺乏人格尊严感甚至生命安全感！与钱包里的钱是政府财政投入还是医院收费得来的已没有多大关系。一个时期以来，医务人员被搞得灰头土脸、尊严扫地的关键，是他们成为了转型期社会保障体系碎片化的牺牲品，成为了被僵硬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扬鞭驱赶的羊群！在这里重复究竟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没实质性意义，关键在于立足当前，找到提高医生积极性的切入点。

　　这个切入点，就是积极创造条件，由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到自由执业。唯有如此，才能让这个群体自己对自己负责，才能让他们通过自身的勤奋学习和竭诚为患者服务赢得与其付出相称的收入，从而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才是治本之策，这才是四两拨千斤之举。如果医生仍然被圈定在公立医院这个笼子里，那就掐断了他们未来生涯规划的希望。如果看不到希望，整天忙着签拒收红包协议等毫无意义的事情，忙着应付五花八门的考试，忙着为得到僧多粥少的技术职称而耗尽心力，"阻力军"的阵容焉能不逐渐强大，战斗力焉能不越来越强？

　　四、如何看待患者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

　　钟院士在谈话中将提高医生工作积极和改善医患关系，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联系起来。这也是当前社会上带共性的认识，鲜有持异议者。而一个重要的认识误区，竟然由此从大家眼皮低下大摇大摆地溜掉了--由此会推导出一个荒谬而可怕的结论：目前的看病难与看病贵与医生工作积极性不高有关，起码在这个问题上医生难辞其咎。而事实上呢？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和患者的看病难看病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回归常识。从患者切身体验来说，看病难与看病贵是真问题，大医院一号难求，号贩子居然能把300元的专家号炒成4500元，您说看病难也不难？农民辛辛苦苦养几头猪几只羊几头牛，进趟医院就几乎被折腾光，您说看病贵也不贵？但从另一方面即从问题的实质来说呢，看病难与看病贵却是个伪问题。要知道这个"难"与"贵"是由人的生命的一次性和医学科学发展的探索性所决定的。不妨举个例子，即使现在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在健全医疗保障体系的前提和完善医疗服务流程基础上得到符合公众心理预期的救治，看病难与看病贵的矛盾似乎暂时得到解决，大家皆大欢喜。但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癌症突然被攻克且费用昂贵，在相应的医疗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新的看病难与看病贵现象岂不随之产生？

　　再从医务人员角度来看，笔者在医院从事管理工作几十年，现在从事的工作也与医院有关。据笔者了解，目前医务人员无论多么委屈多么身心疲惫，其工作积极性从未降低！他们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为公众健康和社会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应该得到公平的评价，而医患关系恶化和所谓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账，不能记到他们身上！

　　总之人类追求健康长寿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医学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又是步步深化的，且永远无法满足人们的医疗需求，因此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将与人类相始终。在医改中如果我们将看病难与看病贵这一现象无限放大，将会被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钟院士是令人尊敬的专家，2003年抗击"非典"战役中功勋卓著，一战成名也是实至名归的事情。但正如古人所说，"术业有专攻",所谓专家是只在他那个特定的领域里，一旦"转场"到其他领域，就不但不一定是专家，而极有可能需要普及常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不能说没有，但极少。比如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在本人所在的研究领域当时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但到了农业领域，当年不也闹出所谓"万斤亩"公案，被视为了1958年浮夸风的"推手"?鉴于此，重要的话不妨再说一遍，尽管对钟院士的上述观点坦率地提出了个人看法，但丝毫不影响笔者对他本人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