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在医患沟通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医院因处理不当而发生的医患冲突事件，这些都让我们深感揪心，也很是"头疼",这些问题屡次发生我们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确实，要解决医患冲突确实很难，但是，我个人认为减少是可以的，就好像我们前些天看到的一些文章中就提出了信任是我解决医患纠纷这道"墙"的最好办法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很好，所以就总结一些来分享一下。

　　当陷入冲突时，许多人都会尝试使用威胁的方式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因此在中国的医患冲突中，就有了各种"威胁式"的解决途径，比如"医闹",比如"红头公函",比如"权力",比如"背景".然而，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一系列经典研究发现，威胁并不是减少冲突的有效方法。威胁和无效沟通只会恶化冲突。

　　为了解决冲突，人们应该互相信任。然而，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恰恰是缺了这种信任。我国的医患关系因信任缺失而日益恶化。尤其是在发生纠纷和矛盾的情况下，缺乏信任的医患双方处于激烈的论战当中，极其关注结果，他们往往对彼此怀有戒备之心甚至敌意。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如果我们对他人怀有敌意，那他人也一定会对我们持有敌对态度。在我国，医生和患者步入了一个恶性心理循环：医患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和信任，相互猜疑。患者不相信医生会尽职尽责，医生不相信患者会通情达理。在一次次的医患冲突中，医生抱怨好心不得好报，病人抱怨医生冷酷无情，双方关系不断恶化，在零和博弈下，有效的沟通与协商很难进行。

　　在冲突中，人们常常认为只有一方能得到好处，而使得沟通陷入僵局。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冲突中，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法是存在的。

　　平等接触，是减少偏见的有效途径

　　医患冲突中，诚信缺失表面上看是伦理道德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提出的社会安全阀理论认为，社会应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在诊疗过程中建立安全阀制度，使各种医患冲突的解决制度化，可以明显降低因压制而导致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破坏作用。在西方社会，医患冲突也很常见，但由于相对中立的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的有效介入，医患之间的直接冲突、暴力冲突少有发生。

　　从医患冲突的现状来看，大多数医患纠纷并不是由于医疗技术差错与医疗质量事故而引起的，更多的是由于一些社会心理因素所致，如医患双方角色认知的偏差、患者对诊治的不合理期望、医患双方对医患纠纷的归因偏差等。可以说，医患之间存在巨大的心理障碍。

　　在我国，医生群体已经成了偏见的对象，而这无疑加深了医患之间沟通的鸿沟。偏见是对特定团体的人所持有的敌意或负面的态度。偏见是双向的：它经常由强势群体加诸弱势群体身上，也被弱势群体加诸强势群体身上，而且任何一个团体都有可能成为偏见的对象。偏见不仅是普遍的，也是危险的。对一个团体单纯的反感可能会令人无情，甚至导致极端的仇恨。对于那种固执己见和偏见很深的人来说，要使他们改变想法是很困难的。即使一个平时在许多问题上都通情达理的人，当遇到他们的偏见领域也会失去理性，并忽视逻辑论证。逻辑论证遇到感情用事时就毫无效果了。这也是此次"北医三院产妇死亡风波"让诸多高知分子、权威机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原因所在。

　　减少偏见的最有效方式是接触--让内团体与外团体的成员一起相处。然而，光是接触并不够。当人们处于地位不平等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接触就很容易依循刻板印象的模式，且地位的差异会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流。如果社会规范提倡并且支持团体间的平等，那么接触可能使偏见减少。所以，我们倡导在医疗过程中要尊重患者的主体平等地位，要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在进行医疗决策的过程中，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应取代以医务人员为绝对权威和主导的观念。新型的医患关系要求医患之间建立平等主体关系、相互尊重关系、参与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