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是我们麻醉科每周例行的Grand rounds（大查房）。V医生是一名曾经在我们科工作过的麻醉医生，他现在从事医院管理工作。V医生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故事。

　　事故经过

　　那是1999年冬某天的中午，一位30几岁的女性来我们医院接受足部手术。麻醉方案是全麻辅以手术前下肢神经阻断，V医生是主麻。神经阻断操作一切顺利，神经刺激器给出预期的肌肉运动，针管回抽没有血液（表明针头位置正确），于是分次共注入30毫升的局麻药（Bupivicaine，布卡）。

　　但是几分钟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病人逐渐出现意识不清，继而发展为癫痫大发作，很快发展为Cardiac arrest（心脏骤停）。V医生立刻组织抢救，心肺复苏。当时我们医院还没有治疗局麻药中毒的特效药intralipid（脂肪乳剂）。虽然积极抢救，但是效果甚微。V医生同时还紧急联系心脏外科，当时正好心外紧急手术间空闲，而且所有仪器都准备就绪。事故发生30分钟后，病人体外循环建立。

　　最终，病人于10天后出院，没有任何神经系统功能缺损。

　　医生感受

　　参加过病人抢救（尤其是抢救医源性事故时）的医护人员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抢救病人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是一心想把病人从死神手里重新夺回来。但是当战场的硝烟逐渐消散，内疚，自责，失落，焦虑，害怕，所有的滋味一齐拥上心头。当时V医生第一想到的就是需要给病人和病人家属一个交代。

　　病人的丈夫已经被外科医生召回医院，并告知“你太太不幸发生了严重的麻醉并发症，现在正在手术间接受开胸手术，速回医院。”

　　当V医生和主刀医生走进家属等待间时，病人的丈夫好像一只困在牢笼里的猛兽，正在房间里焦虑地踱来踱去。他见到V医生，二话没说，一拳就砸向他，幸好主刀医生当场拦下。V医生更加内疚，屡次试图与丈夫交谈，但他当时的状态根本就不可能冷静下来，于是V医生只好选择黯然离去。

　　当他回到手术间，科主任安慰说，他已经为病人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今天就提前回家休息吧。第二天V医生被正常排班，但是他回想起来，那几天他的身心都笼罩在那天事故的阴影中，需要鼓足十万分的勇气，才能勉强完成日常医疗任务。

　　当时医院部门和医疗事故保险公司的态度都是：尽量避免V医生与病人/病人家属的直接接触，一切都由医院出面协调。当时V医生的同事为了避免刺激他的情绪，也都尽量回避与他讨论这件事情。V医生只有独自品尝无尽的心灵煎熬，他曾经试图到术后重症监护病房探视病人，但被病房主管拦下，说病人转归良好，为了病人和V医生着想，还是避免探视，他们会将病人的病情转归转达给V医生。

　　虽然病人在10天后安全出院，而且除了胸口的手术切口，几乎没有遗留下什么太多的伤残，但是V医生的内疚和自责仍然啮噬着他的身心。最终在事故发生大约一个月后，他终于鼓起勇气给病人写了一封信，留下自己的个人联系方式，试图能与病人直接沟通，向她解释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直到半年多以后，V医生终于收到了病人的电话留言。后来他们通电话时，病人对V医生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你究竟做了什么”，而是“告诉我事故发生以后你究竟是什么心情？”V医生在形容当他得到病人的原谅和理解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简直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的感觉之一。即使十几年后的今天，每当他提起这件事，他还能感觉到脖跟后面一股热流涌动。

　　病人心态

　　这次大查房的亮点是请到了当事的病人L女士，为我们讲述了她，作为一个“受害者”的感受和心态。

　　L女士的反应远远没有她丈夫那么激烈，她只是感激自己能够没有伤残地活下来，能够看着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由于个人的病情，L女士是医院的常客。每次当她与其他医生提起这次事故时，所有的医生都称她为一个奇迹：如果换了其他医院，多半她是活不过来的，即使活下来，恐怕也会造成终身残疾。

　　当L女士收到V医生的来信时，她仍然处于康复期，而且又碰上圣诞节，家里出了其他事情，所以她一直没有把V医生的来信放在心上，直到几个月后她重新回我们医院来看她的骨科手术医生。

　　她说大多经历过医疗事故的病人可能都会选择回避出事医院这个“伤心地”，但是她认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只有这个医院才有能力把她从死亡边缘救回来，所以她相信这个医院，她选择这个医院。

　　作为一个病人，L女士对医疗事故对病人及家庭的影响深有体会，但是她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件事情居然对手术医生也会带来严重的阴影。当时她的手术医生与她谈话时，也是情绪难以平静。当他转身离开诊室时，她注意到他深呼吸了好几次，调整好心态，因为他还有更多病人需要照顾。

　　这次经历使她意识到，这次事故对当事人V医生的影响恐怕比手术医生要严重一百倍，一千倍。于是她决定打电话给V医生，给自己也给V医生一个了结。

　　传播正能量

　　也许这件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会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结局。L女士提到，她丈夫当时非常愤怒，他说必须让V医生这个混蛋付出应有的代价。但是最终她选择不对V医生提出诉讼。

　　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L女士意识到，当不良事件发生后，不管医生有没有责任，当事的病人，医护人员面对的都是冷冰冰的法律程序。实际上，不管是病人，还是医护，他们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安慰和疏导。于是于2002年L女士创办了“Medically Induced Trauma Suppor tServices（MITSS）”，一个旨在为病患，医务人员提供心理支持的非营利组织。

　　MITSS帮助我们医院建立了医生的Peer Support Group（同行间支持互助组织），2004年L女士和V医生携手在全（美）国病患安全基金会年会上宣传了他们的故事和MITSS组织。随后多家全国性的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等都对这一故事做了相应报道。

　　医院的转变

　　最初，当L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们医院曾经请求L女士能不能不要提到医院的名字，而且对MITSS的理念持怀疑态度。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在不良事件发生后，对医护，对患者的心理支持，实际上是有利于提高医院医疗质量，改善医患关系，减缓医患矛盾的。医院对PeerSupportGroup（同行间支持互助组织）采取越来越支持的态度。

　　我在住院医培训的第一周，科里就为所有的住院医生介绍Peer Support Group。医生，尤其是麻醉，急诊，ICU医生，会经常面对病人的死亡和不良事件。有时候这些事件虽然并不是医疗失误的结果，但是仍然有可能对医护的心理带来阴影，而影响对其他病人的诊疗。而这种互助组织，其目的不是要调查事情的前因后果，而是为同事提供一双耳朵来倾听，一张嘴来安慰，或者一个肩膀来依靠。

　　结束语

　　不良事件是医疗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不管医护人员是否负有责任，医院或整个医疗体系都可以通过完善医疗制度，提高防患意识，出台标准化流程，从系统上尽量减免不良事件的发生。

　　但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更多地人（包括患者，医院领导，医疗政策制定者，整个社会，以及医护人员本身），意识到：不良事件不仅能给病患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它也有可能给当事的医护人员带来非常巨大的负面影响。希望越来越多的患者理解关爱你的医生，越来越多的医院领导理解关爱你的员工，越来越多的医生护士理解关爱你的同事，越来越多的群众能理解关爱医护这个群体。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也能看到类似的Peer Support Group，帮助医生在面临不良事件后，尽快走出阴影，为病患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来源：新青年麻醉论坛  作者：哈佛麻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