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种公共场所几乎每天都人头攒动，几乎每项服务都要排长队，几乎每个人置身其间都倍感压力，这种把火车站春运场景常态化的地方，就是近年出现的规模超大、人气超旺的“超级医院”。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河南、四川等地采访发现，一方面，“超级医院”在服务公众卫生健康、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着“超级能量”，但另一方面，“超级医院”背负的“超级负荷”、无处不在的“超级竞争”和医患双方的“超级焦虑”也让人触目惊心。更为严峻的是，“超级医院”极强的“虹吸效应”一定程度上加剧基层医疗资源的紧缺，形成基层医疗质量跟不上，“超级医院”却越来越大的怪圈。

　　“超级高配”运营“超级业务”

　　今年9月，投资48.5亿元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投入使用，新增床位3000张。这标志着郑大一附院“一院三区”（河医院区、惠济院区、郑东院区）格局成形，其编制床位超过8000张。而事实上，这家医院实际床位超过10000张。

　　郑大一附院，是中国“超级医院”的缩影。

　　“最近十多年来，全国公立医院都进入快速扩张时期。1996年，我们医院床位还只有1000多张，现在已增长到近4000张。”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黎志宏说。

　　“超级医院”往往拥有着“超级设备”。记者在湖南湘雅Z、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郑大一附院等单位采访发现，动辄需投资上千万元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PET-CT系统（非侵入性的高科技医学影像检查技术设备）等世界顶级医疗设备，基本是“超级医院”的“标配”。

　　撑起“超级医院”的关键还包括“超级医生”。以位于长沙的湘雅二医院为例，全院职工5000多人，医护人员3000多人。很多与这家医院打过交道的人都坦承，医院那些35岁到40多岁的医师临床经验丰富，很多基层医院的疑难杂症，他们治起来驾轻就熟。而这所医院的不少专家，则是外地会诊或手术、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高峰论坛争夺的人才。

　　基础、设备、人才三大支撑构筑的“超级医院”，运营着“超级业务”。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年门诊量近500万人次，年出院病人30多万人次，年手术台数20多万台，2015年收入达80多亿元。

　　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急诊超过500万人次，出院人次突破22万，手术超过13万台，日门诊量最高峰可达18000人次。

　　中南大学旗下湘雅一医院、二医院和三医院日均门诊、急诊量总计2万多人次，每年的住院手术台次大约在20万台以上，年总收入超百亿元。

　　“超级需求”催生“超级焦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说，随着医保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以及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老龄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人们到大医院就医的需求也迅速增长，这是催生“超级医院”的重要动因。

　　记者在一些“超级医院”采访发现，患者和家属到这类机构就诊，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一位“超级医院”负责人坦言，民众由过去主要抱怨“看病贵”，如今重点吐槽“看病难”。

　　排队难。

　　无论是挂号大厅、门诊大厅还是诊室、病房等，多数“超级医院”经常人满为患，如同春运火车站。

　　在一些“超级医院”，楼梯间、住院楼走廊甚至楼外的大广场，时常可以看见有人打地铺。在这里，什么都要排长队：挂号、看病、取药、取化验单、坐电梯……

　　尽管很多“超级医院”门诊或住院大楼配有上十个甚至几十个电梯，但每一个都要等很长时间。“有时候等到了电梯也进不去，里面塞满了人。”带父亲看病的张泽无奈地说。

　　挂号难。

　　“谁能告诉我湖南省中医附一专家张涤的黄牛号贩子电话，跪谢，给孩子看病，急求！”长沙的患儿母亲未艾在微信朋友圈求助。

　　长沙一位患者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湖南儿科名医张涤的号一号难求。前期，“号贩子”兜售的“黄牛号”，已经从100元炒到了500元，一些排队挂不到号的家长无奈高价求号。

　　“在大医院专家是紧俏资源，著名专家‘黄牛号’就是被炒成‘天价’，还是供不应求。谁能约到一号难求的专家，谁在社会上就有面子。”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预约难。

　　为了解决挂号难问题，全国很多“超级医院”试水“非急诊全面预约”。就是除影响生命体征的急诊病症外，其余患者可通过手机APP、微信、电话、网络或现场自助机、医师工作站等渠道预约。

　　“非急诊全面预约”出台初衷，在于简化挂号流程，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缓解医院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和打击“号贩子”。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预约挂号并非灵丹妙药，在有的地方只是将现场拥堵变成了“预约塞车”。

　　“前面大概有无数人，我举着电话在线等半个多小时后放弃了。”一位欲通过电话预约挂号的患者无奈地说。

　　“预约专家号太难了，一般得提前两三周。盯着手机屏幕抢号，专家号放出来一愣神就没了。”一位走“微信通道”的患者说。

　　就诊难。

　　“带孩子到一家大医院看病，光是诊疗卡新流程就能把人弄疯。”北京市民南先生说，有的医院新推出“芯片卡”搞“实名就医”，建卡需持患儿监护人和代办人身份证原件、患儿身份证（或户口本）及出生证明，外加填报一张复杂的表格。相关证明文件少一样，就只能办临时卡，只能挂当日剩余号。

　　湖南患者陈虹告诉记者，她最近到一家“超级医院”看病，“很幸运”地挂上消化科专家号。血常规、尿常规、B超、CT等检查加上等结果花了将近一整天。末了，看医生不到10分钟。医生诊断需要住院，但却至少要等一个月才有床位。

　　各地“超级医院”周边，往往有总人口数万甚至上十万的特殊街区。此间，餐饮、旅馆、出租屋、花店、日用品、看护、殡葬用品乃至“号贩子”、“血贩子”、“医托”、算命相面、黑救护车等百行百业都十分兴旺。

　　“超级医院”背负“超级负担”

　　加床是“超级医院”的常态。李为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目前华西医院有4100张床位，但是仍然“一床难求”。郑大一附院河医院区一儿科护士说，儿科经常加床排到电梯口，高峰期甚至楼梯间都住满了患者家属。

　　今年春节后第一天上班，“郑大一附院”300多个医生看了约两万病人，平均每个医生一天看66个病人。“每次坐门诊都像是上战场，水也不敢喝，就怕上厕所。有些病人抱怨就诊时间短，可是那么多病人等着，一天48小时也看不完。”泌尿科一位医生说。

　　“在超级医院当医护人员也很烦恼、很无奈！每天都在加班，做手术的医生连吃饭都在手术室内，有时候没时间吃饭就喝瓶牛奶。我们经常调侃自己：现在精神科医生快得精神病，神经外科医生中风的危险增大，儿科医生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孩子看病……”湖南一位“超级医院”名医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城市对大医院普遍实行医保“总额预付”，对每年度医保额度总量控制，超出将由医院自己承担。相关“超级医院”常规疾病病人占用大量医保额度，每年年尾为了减少“超支”，只好拒绝收病人。

　　“我是长沙医保病人，在湖南一家大医院住院时就碰上报销难。医院说市医保部门欠医院几个亿，医院不敢再收长沙医保病人了。”一位患者抱怨说。

　　诊疗服务总量大、危重病患风险高，医疗纠纷也更容易缠上“超级医院”。

　　《广州医疗纠纷诉讼情况白皮书（2010－2014年）》显示，医疗纠纷多集中在大医院。面对一些家属及患者不理性乃至暴力的维权行为，不少“超级医院”都“有苦难言”，往往忍痛赔钱息事宁人。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保持或栖身“超级医院”，似乎是各大公立医院的目标和使命。为此，必须拼命挖人才、抢名医以及比拼砸钱买设备。

　　高价购进医疗设备，医院还要挖空心思扩大“宣传效应”。一位医生介绍，当地有两家大医院同时引进了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为了争第一，其中一家深夜找病人做手术，而另外一家因为是凌晨做的手术而“惜败”。

　　“超级虹吸”引发“超级质疑”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当前“超级医院”具有极强的“虹吸效应”，其源源不断地吸收招揽基层医疗机构的优秀人才，导致基层医疗机构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

　　一位大医院负责人说，大型公立医院最理想的状态是接收疑难重症病人，承担部分教学任务，规范化培养医学人才。然而目前的状态是，大型公立医院都需要自负盈亏，都要创收，于是，就会想办法扩大规模。

　　“‘超级医院’过度扩张，形成了对医疗资源、优秀人才、患者和医疗费用的四大虹吸效应，造成了‘医保资金向上走，基层病人向上转’的局面。”湖南省一家三甲医院负责人说，“超级医院”破坏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人为地导致医疗资源的失衡。

　　由于“超级医院”体量大，要维持运转，它们必然通过各种竞争手段，“虹吸”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和基层的病人资源。其结果是分级诊疗难以实施，“看病难”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

　　“在分级诊疗推进过程中，人才缺乏一直困扰着基层。”一家“超级医院”负责人说，“基层医疗机构有没有能力治疗基础疾病及接受转诊病人，大型医院愿不愿意把康复病人放到基层，患者愿不愿意在基层首诊。如果三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分级诊疗就很难落地。”

　　湖南省龙山县人民医院院长贾琳说，目前基层医院人才欠缺，不得不 “拔苗助长”培养基层骨干，但是很多优秀人才把县级医院当“跳板”，条件一成熟，就“跳槽”到大医院，基层医院很难留住人。

　　“基层医疗水平提高不了，老百姓看病就只能往大医院跑，现在群众对基层医院信任度逐年降低，这很让人担忧！”湖南省桑植县卫计局副局长向林认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和医疗质量跟不上与“超级医院”越来越大，已经陷入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