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诸多媒体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周梁教授在两会期间的建议—“为医生松绑，取消医生职称分级晋升”。笔者认为，这一呼声振聋发聩，值得高度赞扬！

　　现行的医生职称晋升制度，其弊端多多，且许多弊端将会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化而日益凸显。

　　评审导向错误，职称与能力难符。长期以来所执行的职称评审标准，由于严重背离医学作为实践性科学的特点和医生这一职业的根本特点，因而从这一制度中获益最多的，往往不是那些一心一意扑在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而是某些学历和能力不成正比、热衷于用学历和资历“熬”职称的人，是某些善于纸上谈兵、却无实践经验甚至不屑于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的人，是某些把精力不是用在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而是热衷于撰写甚至抄袭和购买论文的人，是某些眼睛紧盯评审组织，精心进行“公关”的人......尽管不能以偏概全地将上述情况视为普遍现象，尽管有很多人的确是是靠真才实学和埋头苦干取得高级职称的，但上述现象起到的作用却是破坏性的——它将医生的行为导向了背离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客观上压制了许多有真才实学和实干精神的人。为害更甚的是，这种技术职称具有“一评定终身”的性质，水平平庸者一旦得到了专家的头衔，其头衔便成了保护和进一步获取个人利益的“金钟罩”，甚至由此让医院管理者背上难以抛掉的包袱——君不见在一些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中，有些已经退休多年，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拿起笔来哆哆嗦嗦，一张口絮絮叨叨，脑筋糊涂得连自己名字都极可能写错的所谓高职称“专家”，还硬是为得到“挂号提成”那点银子而胶皮糖般赖着出专家门诊吗？

　　因为僧多粥少，极易导致内斗。因技术职称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与诸多有形和无形的个人经济利益、社会评价等因素紧密捆绑，因此便诱发了巨大的需求量。与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多年来在实际操作中却实行行政化的指标管理方式，致使僧多粥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此导致许多本来亲密无间的同事甚至朋友，为争夺这块蛋糕而勾心斗角甚至反目成仇。医学科学是不断向未知领域探索的科学，面对前进道路中许多难攻的“堡垒”，亟需大到整个业界内，小到一个医院乃至一个科室的人员同心同德、合力攻坚。任何好的政策，都应该在这方面形成促进作用而不是相反。但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呢？在医务人员队伍中起到的却是“挑拨离间”的作用。不难想象，如果同在一个业务工作团队中工作的人们，不是紧密配合而是以邻为壑，不是互信互助而是心存芥蒂、相互提防，那么所起的破坏性作用会严重到何种程度？

　　评审行政化，寻租空间大。从根本上来说，评价一个医生技术是否精湛，医德是否良好，服务质量是否上乘，最关键的价权在患者手中。此外，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测评医生医术和贡献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但医生技术职称评审却是多少年一贯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依靠行政化运作，从而在医生群体中衍生和助长了“跑关系”和“向上看”的行为导向，同时也为权力设租寻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将一些医务人员和官员引向歧途的同时，也严重败坏学术空气，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信息被扭曲，患者受误导。受文化程度和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患者群体中除去极少数因医患双方互动频繁与医生形成熟人关系，且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就医选择之外，大多数患者往往信将医生职称的高低作为重要选择因素。在职称难以完全反映水平的情况下，那些纸上谈兵的马谡、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不能不大有用武之地了。此种倾向不仅对患者形成误导，也令那些能力高而职称低的医务人员心气难平，焉能不严重挫伤工作积极性？

　　职称成绳索，医生被捆绑。许多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的职称评审制度与医改的内在要求是相背离的——只有通过推动医生自由执业来解放医生，才能从根本上释放医生的创造力与工作积极性，才能让医生在为患者提供服务中使其能力得到患者的公正评价，才能以患者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医生改善服务态度，提升服务水平。才能使医生的职业尊严从根本上得到维护。而公立医院的职称管理制度，则成为让医生进退两难的重要因素——即使在公立医院内部，不同级别的医院，其晋升的机会也存在很大差距，何尝进入自由执业的领域？因此即使技术职称在有些医生心目中已成“鸡肋”，但总含在嘴里咂摸再三而舍不得吐掉。

　　当然，上述弊端不仅在基层广造诟病，有关部门也并非没有察觉，所以一个时期以来才不断出台一些相关规定来进行弥补。但是，这一制度所存在的不足是先天性的，根本无法靠修修补补来得到解决，因此与其零敲碎打，莫如根据深化医改的内在要求另起炉灶，力求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当然，从制度层面建立过渡性措施确有必要，但前进方向不能游移，更不能偏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为周梁教授关于取消医生职称分级晋升的呼吁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