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到2012年，我在一家社区医院做了整整10年的院长。那时，政府对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拨款还没有到位，社区医院处在大医院、私人医院和周围诊所的“夹缝”中生存，日子相当的艰难。

　　百十来号人的小医院，部门虽然也像麻雀一样“五脏俱全”，但和大医院比起来，这院长当的一点都不“高大上”。单说医疗纠纷这事，大医院有办公室、医务处、沟通办等部门去解决，还有法律顾问保驾，根本用不着院长操心，而我们医院不行，稍微大点的纠纷我就必须首当其冲了。

　　业内人都知道，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有三条：双方协商、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和法律诉讼。一般的纠纷都是经过双方协商解决，无非就是医院赔点钱；经过卫生行政部门协调的不多，因为病人都有一个心理，怕卫生局袒护医院；实在解决不了就是诉讼到法院了，医院虽小也是一级法人单位，法院一张传票送给我，我就成了被告。

　　每当拿到传票我就要为此忙上一阵子，为了省钱，我没有聘请律师，自己亲自上阵。了解案情、调阅病案、咨询律师、写答辩状……忙个焦头烂额。医疗官司要求院方举证倒置，对原告提出的疑问必须拿出科学合理的依据去解释，原告打官司都是有备而来，请了律师，有的律师城府很深，诉状写的含糊其辞，麻痹你的注意力，往往在法庭上抛出重磅质疑，打你个措手不及。我在接受了几次教训、总结了几次经验之后，慢慢成熟起来，出庭前的“功课”做得就非常仔细，成了资深被告。

　　说一个具体的案例吧。

　　妇产科的纠纷比较多，有一例告到了法院。其实这个纠纷当时已经通过第一条途径双方协商解决了。有一个胎儿体位不太好，在娩出时发生了锁骨骨折，我们的助产士当时就感觉到了，孩子出生后就做了X光检查，证实确实有左锁骨骨折。把情况如实告知了家属，并请上级医院的专家来会诊，告诉他们，这种骨折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今后的生活。经协商，医院免除了住院费用，又给予了适当的经济补偿，家属同意解决方案，签订了解决协议。事情过去了5个月，没想到对方又打起了官司。

　　原告的父亲是个出租车司机，医院有人认识他，据悉，他在朋友聚会时听了别人的闲话，说孩子刚生下来就被医院弄骨折了，那还了得，得打官司，让医院赔钱！所以官司就打起来了。

　　那天原告的父亲到庭，还请了两个律师，一个姓赵，一个姓李。我则是单枪匹马。庭审前法官好心地和我说，先调解一下吧，孩子有骨折，他们要求赔5万，你们医院给个三两万算了，你也没请律师，开庭也说不过他们。我笑笑说，赔钱可以，要有道理，还是开庭吧。

　　开庭后，原告的律师先阐明了伤害情况，然后一条条申述了要求：5万元的赔偿、后续治疗费用、成年后的生活和工作，等等。我则简短地进行了答辩：当时双方已经签订了解决协议，根据医疗纠纷处理的方式，应该有法律效力；新生儿锁骨骨折是产伤性骨折中最常见的一种，与分娩方式、胎儿娩出方位及出生体重有关，2周即可愈合，预后良好，一般不需治疗，随着小儿生长发育，肩部增宽，错位及畸形均自行消失，不会影响以后的生活；胎儿娩出时胎位不正，助产士在关键的时候是为了防止胎儿窒息、颅脑挤压造成更大的伤害而采取的助产措施，没有违反操作规程；事件发生后，医院没有隐瞒病情，及时检查，把情况告知了家属，并积极协商处理。结论也就明了了：医院已经做了应该做的工作，承担了应该承担的义务。

　　听了我的答辩陈述，对方律师哑口无言，法官也是点头认可，官司就此结束。

　　一个月后，赵律师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我一惊：还继续打官司！赵律师说，杜院长，我爱人要生孩子了，想到你们医院来生。我笑笑说，对我们放心？他真诚地说道，那天在法院听了你的答辩，有理有据，感到你们医院做事是规范的，我家虽然住在城西，还是想到你们城东来生。

　　不打不相识啊！看我这被告当的。

　　赵律师的爱人在我们医院顺利产下了宝宝，妇产科代表医院给送上了一篮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