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代帝王中，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盛世“贞观之治”， 是一位千古流芳、千年称颂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唐太宗的名言。唐太宗极具总结性和创造性的管理艺术，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深刻的感叹，更有启迪、鼓舞，以及重新创造的勇气。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亦和治国无异，又何况企业？领导发展一个企业，就像君王治理国家，无论是人力资源、执行力、企业战略、决策乃至企业文化，只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颠覆。唐太宗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曾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管理者非常推崇唐太宗的管理之道和个人魅力，他们推崇唐太宗李世民为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一的CEO，并将他的管理之道借鉴运用到现代管理之中。

　　群策群力 理性用权

　　后人评论李世民常常用“文治武功天下第一”来形容，其实说的就是李世民创业成功后，却能抛开创业者依靠人治、独断成功的法宝，完全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靠法制、分权治理国家。

　　唐太宗很懂得群策群力的力量，所以他能够理性运用权力。唐太宗夺权当天就有这样的公布，要求官员对国家问题献计献策。这样比较容易使唐代官员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这种集思广益的做法是理性行政的一部分，其中最有名的是纳谏，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很多时候纳谏方式直截了当，让皇帝难为情。但毕竟凡是正确的，唐太宗就接受了。很多人都认为，做到皇帝很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担心被否定，但唐太宗确实克服了这个问题。

　　唐太宗之所以那么理性、不会感情用事，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历史演变到唐朝，经历很多大风大浪，有盛世，也有乱世，见过民族大融合，也见过大仇杀。唐太宗能够理性地面对历史，能够得到治国的启发和智慧：帝王掌握很多权力，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带有个人好恶，带有任性的地方，感情用事，所以权力悲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时有发生。唐太宗在贞观之治中给出不太一样的形象。他在运用最高权力时比较理性。在古代帝王中，像他这样理性运用最高国家权力，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在此表现最为出色，这一特点决定了他在位时期取得的成绩。如果他不是这样，那么贞观时代的政治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在我们说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个道理唐太宗时代就认识得很清楚。他说过，大臣你们担当各色职务，都应该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尤其见到不同意见一定要提出来，否则就失之千里了。当企业还处于初创发展期时，企业各方面还不十分稳固时，管理者通常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能听进企业各级员工的意见或建议。因为谦虚能集众人之智，群策群力比较容易发挥功效。一旦各种言论管道畅通，管理者也比较容易下正确判断，让权力稳固。

　　“三才”管理　统领全局

　　唐太宗李世民很善于“选才、用才、驭才”，从而让这些人才为自己所用，发挥期最大效能。

　　选才：对人才的重视、尊重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提出了“治天下以人为本”的思想，并把招揽人才，选贤用能看作治国第一要务。因此，唐太宗文有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秦王府十八学士”，武有程知节、秦琼、尉迟敬德等一干猛将。他采用内选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任人唯贤，不限出身门第以及“任官惟贤才”的选才原则。充分体现出李世民思贤若渴的谦逊品格、不计仇嫌的宽广胸怀以及决断执着的领导气魄。

　　企业用人，关键在于看得准、用得对。这样，人才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否则即使人才就站在 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见。唐人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发现人才的“伯 乐”。

　　用才：在用人上，唐太宗主张人尽其才、量才录用。他说：“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他还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进一步阐述了“用人所长”使人才“各得其所”的思想。

　　在企业中只有相信下属，用人不疑，才能与下属建立起密切关系，上下一心，做好事情。每一个下属，都渴望获得领导者的信任。如果领导者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下属就会受到激励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肯干，变革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

　　驭才：唐太宗在驭人上可谓有“道”非“术”，能够做到驭人有道，恩威并施。他待臣以礼，施以厚恩，惜才如命，用人不疑，注意收揽人心，同时不忘恩威并施，从制度渠道上对臣下权力进行制约，加强监察，时刻注意保持管理团队的廉洁高效。

　　唐太宗出征高丽，房玄龄受命在朝辅政，有人离开长安到李世民面前密告房玄龄谋乱，太宗“立杀之”。无独有偶，魏征任秘书监期间，有人因他曾效力于太子李建成而告其谋反，太宗“竟不问征，谨斩所告者”。自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唐太宗驭才之道，彰显出一代君王少有的人文关怀，换来的自然是他们的死力效忠，也对现代企业管理者提出了驾驭“人才”的关键在于恩威并施，战略驭才，从而使人才效力尽忠于企业与领导。

　　充分授权 优化团队

　　唐太宗能充分分权，注重发挥各部门的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从而优化了团队的重要作用。《贞观政要》一书中曾经讲到：贞观四年的一天，唐太宗问萧瑀：“我跟隋文帝比起来，你认为怎么样？”萧瑀回答说：“隋文帝勤勉治国，批阅全国的书表奏章，往往从黎明直到日落西山。隋文帝召集大臣们进宫议事，常常忘记时间，到吃饭的时候还没有完，就命令侍从把饭送上来，边吃边议事。”唐太宗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总怕大臣对他不忠心，大权小权一人独揽，什么事都由他一个人做主，不肯交给下属去办。他虽很辛苦，事情不一定办得好。天下地方那么大，四海的人这么多，国事千头万绪，只有请部门去商量办事，遇到大事报告宰相认真考虑，有了妥当的办法，再报告我准奏，然后执行。天下各种事情，都由皇帝一个人来定，那怎么能行呢？把事情交给有才能的人办，自己高瞻远瞩，专事考核官员的功过，于国于己不更好吗？”

　　所以，在唐太宗的管理团队中，可谓各取所长，人尽其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人共参朝政，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构建起大唐的中枢管理团队。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原因时，其中就是说到一个人做事，不可能样样都会，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在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充分发挥优势，进而使决策准确，国家保持良性运转。

　　很多管理者习惯了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一个不愿授权、什么都干的管理者，什么都干不好。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应该积极授权，借力成事，一个真正懂得授权的管理者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同时，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在用人组队的时候，不必苛求全面全能，关键要弄清人才有什么长处，如何用他的长处。毕竟，“通才”、“全才”是极少有的，只要每个人都能发挥出个体优势，密切合作，优势互补，通过有效的人才群体和合理的结构组合，就能发挥出“1+1＞2”的效果，成为最优绩效的团队。

　　率先垂范 真情并重

　　在初唐统一战争的历次战役中，李世民冲锋在前、身先士卒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在同王世充的对阵中，他令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别统率骑兵轮番向敌阵发起冲击，而他本人则轮番参加每一次冲击并率队为前锋。李世民总是身先士卒打头阵。

　　只有领导者率先示范，以身作则地努力工作，这种热情和精神才会影响其下属，让大家都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形成热情的工作氛围。可以说，领导者的榜样作用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一种无声的命令、最好的示范，对部下的行动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在很多情况下，领导者说之无心，而下属却能听出你话里的 弦外之音。领导者一定要慎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讲的不能乱讲；要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言必适时，言必适情，言必适度。只有这样才会一点一点的积累自我的 权威，才能铸就卓越的管理！

　　同时，唐太宗作为一个优秀的CEO更会以真情和尊重的表面取信于员工。“当房玄龄晚年病重时，唐太宗为了探视方便，竟命令将皇宫围墙凿开，以便直达房玄龄家。他每天派遣使臣前去问候，并派名医去治疗；听到病情有所减轻，便喜形于色，一听说加重，便满面愁云。房玄龄弥留之际，李世民亲自来到病榻前，与之握手诀别，悲不能禁。当功臣党仁宏晚节不保、尉迟敬德居功自傲时，李世民数次在朝臣面前历数他们当年舍生忘死的功绩以致泣不成声，甚至最后以九五之尊含泪恳求群臣放这些有罪功臣一条生路。当“法外施恩”后，他又丝毫未忘自己对制度的破坏，而自请向天请罪自罚。

　　今天很多企业管理者对自己的下属表现得不够尊重，更没有付出真心真情去对待员工管理企业。他们发布强硬的命令，进行粗鲁的指挥、控制和监督，甚至对下属随意地斥责、诋 毁，毫不顾及下属的感受，更不会理会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智慧、理性、有权威。事实上，这种做法并没有使他们显得更加睿智，相反却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