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7岁末，《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酝酿多年终于被引爆，一时间，中国医疗健康行业石破天惊！

　　2017年12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作为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草案》用共十章102条的内容，明确了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公益事业，国家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重点完善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等五项基本制度。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认为：“草案明确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将医改中一些有效的、好的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

　　由于《草案》内容广泛涉及了医疗卫生领域的各个方面，不同主体从不同角度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内容对照。《草案》出炉，谁人哭，谁人笑？站在未来中国医疗市场格局和医疗投资、医院运营等角度，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1、未来中国医疗市场是“公进民退”，还是“民进公退”？

　　《草案》强调“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公益事业”，“医疗卫生机构要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总体布局”。这实际上明确了，未来中国医疗市场是以非营利性质的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的。

　　这个内容表面上看似乎意味着“公进民退”。但同时，《草案》中也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责任与使命进行了界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何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新医改八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此次《草案》将其内涵确定为：“采用适宜药物、适宜技术、适宜设备提供的急慢性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

　　从始至终，国家层面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都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但在今天的中国，面对人民群众需求的层次和多样性空前丰富，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供给侧改革”，所解决的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放在医疗领域，就是在基本医疗需要之外的，对于舒适医疗、尊贵医疗、价值医疗的需求。而按照《草案》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既然不是由公立医院来主要提供，那么只能由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来满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草案》将公立医院的责任严格限定在“基本医疗”范围内，而将更广阔的特需医疗市场留给了社会力量举办的盈利性医疗机构，对于私立医院，这是一个“利好”消息。相反，公立医院的院长们却有得头痛了，因为医院运营的回旋余地明显变窄了。

　　2、关于公立医院涉足营利性医疗服务的争议尘埃落定

　　2015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支持社会力量通过特需经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除了非营利机构外，社会资本是否可以与公立医院合作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呢？《措施》中并未有明确的支持或禁止性说明。2014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提出，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按照这一法律逻辑，20年来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的营利性医疗项目屡见不鲜，一方面刺激了民营医疗的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民众口碑等社会层面也诟病不止，并终于在2016年通过“魏则西事件”导致全面叫停了公立医院合作项目，而2017年的“宁夏军区总院事件”，又对公立医院以医院或个人的形式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医院进行了否决。

　　而本次《草案》的提出可以说为这种争论划上了句号，政府不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也禁止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如此一来，那些长期打政策擦边，借助公立医院的品牌和科室资源获利的私营投资者，恐怕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了。

　　3、公立医院被戴上“紧箍咒”，将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草案》强调“公立医院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适度控制规模，坚持公益性质。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对外投资。公立医院不得举债建设。”这等于为公立医院戴上了“紧箍咒”，公立医院的规模扩张、收入来源、利益分配都将极度受限。不仅如此，《草案》在禁止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机构基础上，还规定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投资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按照国内著名医疗公众号《医疗商数》的解读，这就等于将以往所有的合作形式，包括合作项目、承包科室、新建私人医院，全都堵死了。

　　对民众而言，医疗回归公益，公立医院专注于为百姓提供“适宜”的基本医疗，当然是善莫大焉。但同时必须考虑到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收益和积极性，因为这最终将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水平。作为差额拨款单位，国内大多数医院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外合作和特需诊疗（特殊服务、特殊药品、特殊疗法），医护人员的个人收入同样也是如此。此举一旦实施，无论是医院还是医护个人，收入都将锐减。如果面包牛奶没来，奶酪还被动了，那这个改革的成效可能要被画上问号了。

　　《草案》还强调，公立医疗机构是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国家免费向全体公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按照这个理解，公立医院的收入将绝大部分通过以医保为主体的保险体系来获得。而无论是全民医保还是商业保险体系，核心诉求都是“控费”，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当然我们相信从政府层面一定会在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等综合方面有配套政策的出台，但在这个政策的空档期内，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势必会受到影响。在多种形式的新型医疗机构不断涌现、互联网医疗蓬勃发展、医生集团雨后春笋般破土的今天，面对着私立医院的高薪和宽松从业环境，公立医院的医生们本来就心里长草，只是暂时无法放弃丰厚的既得利益，甚至幻想着游走于体制内外两头兼收。一旦灰色收入被禁、阳光收入和价值又无从体现，他们很可能会痛下决心实施“娜拉出走”。也就是说，《草案》一旦成为法律，会不会引发医疗人才资源重新配置的变局值得关注！

　　4、《草案》对中国私立医院发展的影响利弊参半

　　《草案》通过人大立法后进入实施层面，对民营医院而言究竟是利空还是利好，很大一部分还取决于各地政府对法律内容的解读和执行力度。但从总体上评估是利弊参半，短期内弊大于利，长远看利大于弊。

　　从运营层面上看，没有公立医院的品牌加持和相对廉价的资源获得，私立医院运营压力会骤增，起步和发展速度会受到影响，这是弊端所在。但换个角度看，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责任紧紧限定在基本医疗框架内，公立医院无法通过更多附加值服务去拉动特需医疗部分，那么，那些对医疗品质有更高需求的客户，就会转向选择品牌技术良好的私立医院就医，而这对私立医院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同时，公立医院收入来源被锁死，直接导致医护人员的收入减少。势必会有更多的医疗人才走出体制藩篱，进入私立医院来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这对私立医院的人才引进有着巨大帮助。

　　所以，私立医院究竟能否从政策变局中获益，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自身的理念视野、发展思路和技术人才等综合实力。

　　《草案》提交人大审议，成为立法估计已经是大势所趋。对于私立医院可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关键在于要正确决策、尽早应对。就整体而言，我个人是持乐观态度的。毕竟，打政策擦边球、靠关系资源吃饭，永远不会是一个行业的常态。中国民营医疗经过20年的发展，到今天应该、也有能力逐步走上一条按照市场规律、按照医疗产业本身的商业逻辑来实现发展的路径了，野蛮生长的时代应当及早结束。对此，我们不妨借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