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健康界》转引郑州日报的报道披露，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规定，“要从严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医用设备配备，严禁举债建设和豪华装修，对超出规模标准的要逐步压缩床位。”

　　公立医院无序扩张和举债建设的源头在哪？

　　第一，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

　　随着中央以人为本方针的逐步贯彻落实，“唯GDP论英雄”的观念正在逐渐失去市场。但随之而来的，是有些地方将目光转向民生领域，以此来打造政绩。于是，扩建医院遂被列入“政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正常思维逻辑来看，这原本可以理解，但如果急功近利，岂能不走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举债建设之路？况且还有另一种与此相关的问题存在——城市大饼越摊越大，商品房越盖越多，在相应的诸多配套设施中，医院和学校能不成为重中之重？

　　在这种背景下，医院建设举债与否，就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了。即使医院本身经济运营状况不佳，即使院长和医院的决策团队心里藏着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硬着头皮，根据主管部门的指令性要求去举债建设！

　　第二，公立医院自身的扩张冲动和趋利动机

　　医院的举债建设和无序扩张，也与有些医院自身的扩张冲动和趋利动机有关，不能把板子全抽打到地方政府的屁股上。

　　作为医疗机构来说，不顾自身在医疗区域内的功能定位，一味坚持“做大”的主要动力，无疑是自身的趋利冲动——为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许多医院不顾自身水平、能力和服务区域内相关因素而盲目扩容，在医疗机构间形成了无序甚至是恶性竞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走捷径”的问题。笔者曾经在一个言论稿子中谈到过，与通过强化医院内部管理来“做大”相比，“做强”则是滴水穿石的功夫活，需要扎扎实实的管理和持之以恒的制度创新。而“做大”则只要搞得到钱就可以办到。更让医院有这样做的底气的是，因为看准了医疗机构资金来源的可靠性、贷款的高安全系数和高信誉度，所以在银行眼里是优质客户，贷款较之其它单位容易得多——公立医院“姓公”，假如连“姓公”的都靠不住，普天下还有靠得住的客户吗？

　　第三，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不健全。

　　目前的公立医院，政府财政投入大都形同杯水车薪，维持医院运转和保障职工待遇的财力基本来自医院自身的收入。在这种畸形补偿机制的制约下，医院产生上述趋利冲动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其必然性。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因素，有些基层卫生主管部门才不得不顾上级禁令，对医院的举债建设和无序扩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如何把“严禁举债建设”这一要求做实？

　　首先是通过深化改革来理顺补偿机制，不能让医院“又叫马儿跑得快又叫马儿不吃草”。那么多公立医院，养不起的就坚决推向市场，使其通过凤凰涅槃而浴火重生，不能死死抓住不放。即使留下来的，也要通过改革，重置医院与政府的关系，重新定位其功能和任务，重新梳理和健全其补偿机制，以此来激活其内在活力。这才是治理举债建设之顽疾的釜底抽薪之举。

　　其次是在举债建设问题上实行问责制，要将这一问责制提升到保持政令畅通的高度，必须涵盖到地方主管部门。

　　另外是行政部门有必要在不越权不越位的前提下，与金融机构建立相应的联动机制，来封住医院举债建设之路。如果医院无债可举，债债建设的事情还能够发生吗？

　　事实上，自新医改启动以来，作为新医改方案配套文件下发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就中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建设规模”，此后国家卫计委也曾紧急下达《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其中强调将暂停审批公立医院新增床位，同时禁止公立医院举债建设。可问题一直没能完全得到解决，问题就在于这类要求大都停留在文字和口头的“严禁”上，当“严谨”仅让人产生“狼来了”的联想时，其作用当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