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春节，跨境旅游迎来小高峰，跨境医疗的身影也不难寻觅。九价宫颈疫苗香港地区缺货，游客组团赶赴东南亚注射。再远，有人相约日本完成体检和肿瘤早筛检测，或者奔赴瑞士完成抗衰干细胞的注射疗程。在旅游热门打卡地身份的背后，美国、日本、韩国也成了医疗胜地。从重症到常见病再到日常体检保健，“小众”的跨境医疗越来越多进入大众的视野。而在深圳，跨境医疗已悄然形成产业链。

　　红火的跨境医疗背后，折射的是求生欲望抑或是只为寻求更好的医疗服务体验？跨境医疗真的已经进入春天，人们只需把眼光放心投向境外就好？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跨境医疗才靠谱？南都记者作了相关调查和了解。

　　跨境求医，从重症到常见病

　　不能站、不能走，被病痛折磨一年有余，远赴韩国求医成了34岁唐晨(化名)的选择，而唐晨只是深圳跨境求医人员中的一个。“我还没结婚生孩子，我不想下半辈子当个废人。”唐晨在微信里告诉南都记者。

　　2016年，唐晨因一场户外运动左膝关节受伤。从最初的保守药物治疗，到后期在深圳三甲医院接受韧带重建手术，辗转多地医院、换过4个主治医生。一场起初他并不在意的意外伤痛会“愈演愈烈”，直至确诊为骨性关节炎。而这一病，让他丢了原本令人艳羡的电子工程师工作。

　　“在群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消失。”因患骨性关节炎，唐晨加入了好几个病友群。在中国，膝关节疾病愈发常见。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1亿的患者罹患骨性关节炎，且有人数增多、年轻化的趋势。骨性关节炎的致残率高达五成。

　　软骨磨损退化严重，留给唐晨的选择并不多，一是每年在关节腔内注射透明质酸钠或类固醇，但因骨性关节炎属退行性病变、难以治愈，这个疗法很可能跟随终身且治标不治本。二是选择置换人工关节，看似“一劳永逸”，但人工关节普遍重达10公斤，行走坐卧并不方便。另外，新关节的植入意味着旧关节的摘除，这表示唐晨很可能丧失了未来接受更新疗法的机会。

　　近年来，随着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研究的深入，干细胞应用于临床治疗骨科疾病成为事实。干细胞具有多项分化的潜能，在一定条件下在体内外可分化为骨、软骨，因而被应用于治疗退行性关节炎等常见骨科病。2012年1月，韩国食品药品厅批准软骨再生治疗药物的生产许可，Cartistem成为全球首款获国家级认可的异体干细胞疗法关节炎药物。而在国内，这项技术虽有突破，但干细胞的临床应用还未完全放开，只有少数城市的个别医院有临床试点。

　　“要在国内合法合规用上细胞疗法，只能成为临床试点的志愿者，也就是实验对象，但什么样的疾病、达到什么程度都有严格标准，并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国内一名临床医生这样说道。据业内人士透露，这样的“实验名额”虽然注明“医疗费用全免”，但实际上要争取到这些供不应求的名额“尚需花钱打点”。

　　时间不等人。国内要么是没有这项技术、要么是有技术却排不上号，而国外技术已经成熟且应用广泛，这是不少像唐晨这样跨境求医者面临的局面。

　　从初期搜集整理国内病历、报告，到中期协同国内医疗团队和韩国名医远程会诊，再到最后全程陪同、接受治疗，通过深圳一家名叫茵特里的跨境医疗机构，唐晨来到韩国接受干细胞治疗。经过3个月的干细胞制剂注射，唐晨磨损的软骨开始恢复。看着彩超照片中，白色软骨部分从塌陷变得饱满凸起，唐晨止不住兴奋，“很快我就会有一个新膝盖了”。

　　从重症到常见病，跨境医疗开始更多地进入大众视野。国外已有技术且落地成熟的常见病治疗，已被不少跨境医疗中介机构纳入标准化套餐，即从搜集客户病历、翻译、协助远程会诊再至陪同到对接医院治疗，已是一条龙服务。像唐晨的膝关节疾病治疗，便是一些跨境医疗机构的标准化套餐之一。

　　各国的优势医疗项目也有所不同。美国有治疗肿瘤最好的医院、去德国看骨科和活细胞治疗、在印度治疗丙肝购买仿制药。

　　二次诊断，重症患者欲境外求转机

　　但并非所有诊疗都可以标准化，比如癌症等重症医疗。不同于常见病，重症患者的情况复杂，对于精准化和个性化治疗的需求更为迫切。而远赴境外求医，或许是这群重症患者所能到达的最高峰。但要攀上这座高峰，除了经济实力，还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步，就是二次诊断，即重新评估。

　　国家癌症中心2017年3月的数据显示，全国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每分钟约7人确诊患癌，死亡率前五位的癌症主要是肺癌和消化系统癌症。而2014年来自来自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国际癌症杂志》上发布）则更加意味深长，中国癌症平均五年生存率为30.9%，美国为66%。

　　癌症平均五年生存率是癌症治疗和效果评测的核心数据，中美癌症患者生存率悬殊一倍多的背后，是国内重症患者求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切除原发瘤不到半年，最新的一份PET扫描报告显示李娟(化名)的淋巴上皮瘤样癌(一种罕见肺癌)可能发生了转移，这让47岁的她再次陷入了恐慌。从深圳到广州再到北京，辗转多地医院，医生给出的结论普遍都是放疗和化疗预后。

　　恶心、呕吐、手脚麻木以及因肺部积液而呼吸短促，每次伴随李娟化疗而来的不良反应让她“生不如死”。无法再面对同样的情景再现，通过深圳某跨境医疗机构，李娟在国内接受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的二次诊断。

　　这一次，麻省总医院的远程会诊，给出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案。在接受传统放疗、化疗之前，美国主诊医生建议李娟在转移高发的几处身体部位进行诊断扫描，以进一步判断目前是否有转移发生，并为其列出了5年内的疾病监测计划。考虑到李娟的诉求，主诊医生优先考虑应用多种药物来减轻化疗不良反应的发生。未来，如有需要，低风险的免疫疗法也将纳入其中。

　　“同一个人、同一个病，国内医生给出的意见可能大不相同。癌症病人面对的除了痛，还有手足无措。”6年前曾因家人身患严重的红斑狼疮疾病而遍寻世界名医，茵特里创始人王君宇深知患者与其家属境遇。

　　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境外治病。“二次诊断之后，才会对有需要的病患安排转诊”，这相当于境外第三方对已有诊断与治疗方案做一个重新评估，如果国外医生认可国内治疗方案，病人未必需要出境治疗，茵特里董事长王君宇告诉南都记者。“在美国这样走在治癌前沿的国家，当地的医院遵循患者受益原则，毕竟中美之间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不一定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益处。”

　　翻开王君宇的微信，来自深圳某上市企业的总经理给他连发了三个“非常感谢”，虽然最后给出的诊断并不乐观，但认可国内治疗方案无疑给患者及家属吃了一颗“定心丸”。

　　几乎每天，以400开头的查询电话都会打进深圳这家跨境医疗机构的办公室，五成以上是关于重症患者的二次诊断和转诊。和深圳诸多跨境医疗机构一样，“上门求助的重症患者在国内至少看过4家医院，花费近百万元”，茵特里商务中心总监罗凇告诉记者。

　　境外求生的绝大多数仍是癌症患者。这群人的共同特征是：强烈的求生欲望，对更好医疗的追求，以及能够负担昂贵医疗费用的富裕家境。

　　“医生用两个小时给我讲一份体检报告”

　　刚刚拿到单位每年一次例行体检报告的陈鑫并不满意。来深三年，和过往在北京工作时一样，每年年底公司组织的三甲医院全身体检更像是走过场的“流水线作业”，每一项体检只有短短几分钟，而拿到报告后也没有和医生交流的时间。

　　熬夜写代码、完成程序更新是陈鑫这样的程序员的家常便饭，高压的工作状态下，身边有同行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不惑之年的陈鑫对报告中连续两年出现的“甲状腺结节”有了担忧。经过朋友介绍，趁着春节假期，陈鑫决定飞往日本做全身精密体检，肿瘤早筛项目也囊括其中。

　　“医生用两个小时给我讲一份体检报告，小到每一个身体部位，都有详尽的解释。”从旅游到医疗，起居饮食、当地陪同一条龙服务，虽然价格不菲，但陈鑫却觉得物有所值。

　　“中国的医生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一位临床医生告诉记者。以呼吸系统的肺叶切除手术为例，这样的手术医院每一年要做约8000例，相当于每天要做20余台手术，均摊到科室每个人身上，“一个医生每天都可能有三台这样的切除手术在等着，而且，不在医院的日子里，有些医生还要赶回学校做科研、临床。”

　　患者和家属希望医护人员能有更多的时间讲解目前的病情、治疗方案和治愈时间。但优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常让前往大医院就诊成为病人首选，而这也让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分身乏术。

　　同时，有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正是因为他们的忙碌，中国医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临床案例，在手术上也更加娴熟，比如肿瘤切除。“因为中国这群医生一天接触的病例会是美国某些医院一个月的案例量。”

　　知多D

　　国内跨境医疗服务机构分为三类：

　　传统跨境医疗服务机构

　　国外医疗机构中国办事机构

　　互联网跨境医疗服务平台

　　其中，传统的跨境医疗服务机构起步较早，数量较多，这些传统机构不断优化线下服务，同时也在搭建线上平台。另一种类型是海外企业中国办事机构，主要是国外知名医院或医疗集团设立在国内的办事处。最后一种就是互联网跨境医疗平台，主要模式就是建立互联网平台，通过互联网实现跨境就医，链接供求双方。

　　跨境医疗服务分为两类：

　　重医疗产品

　　大健康产品

　　数据显示，境外医疗产品占比前四位的分别是重症治疗、海外体检、医疗美容和生育辅助。较为火爆服务目的地则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多个国家。据统计，目前国内市场上以跨境医疗为主要业务的机构已有上千家。

　　业内声音

　　境外求医维权难且成本高企

　　应首选国内资质好的医疗或中介机构

　　跨境医疗越来越多进入大众视野，经济门槛不低。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首席战略官曾小军告诉记者，医疗行业的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让跨境医疗的未来充满巨大潜力，但医疗最终要回归于治病救人、康复保健的本质。目前，跨境医疗仍是“小众”，如何让更多的患者受益，如何让全球医疗、医药资源共享，还有许多事可做。远程医疗或是其一。

　　“患者走出去，境外名医也能走进来”，深圳金鹿航空救援服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路海宽说道。但目前，中国的远程医疗尚处1.0初级阶段。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远程会诊只能是医生与医生间的对话，医疗中介机构只能提供咨询服务。要让远程会诊的意义充分发挥，还得依托于国内的医院积极参与。另外，由于远程技术的较高门槛，实时的远程诊疗也未能实现。

　　另一边，跨境医疗的法律仍需完善。“毕竟是新鲜事物，监管法律滞后，虽医疗行为有相关规定但并非针对跨境医疗”，上海市律师协会医药健康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卢意光告诉南都记者。医疗关乎人命，跨境涉及各地不一的管制与法律，行业的特殊性让纠纷有了滋长空间。医疗效果不满意、虚假宣传、境外药走私是其中主要纠纷。

　　若跨境求医，考虑境外维权难且成本高企，卢意光提醒首选国内资质好的医疗机构或中介机构，且涉及重大金额一定厘清合同条款。“立法执法监管部门要跟踪规范，消费者也要反馈到医疗、旅游等相关部门，未来跨境医疗的发展更需要良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