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医疗机构可以使用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允许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等。

　　《意见》对推动互联网和医疗服务结合有着促进的作用，但如果结合医疗服务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医院貌似获得了政策的推动，但实则对于自身不拥有医疗机构的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来说，政策带来的是实质性的利空。

　　在医改推动下，公立医院来自药品的收入正在大规模的削弱，为了弥补由于药品收入减少而带来的亏空，公立医院正在从两个方面来推动自身业务的转型。第一方面是继续走隐性以药养医的路径，无论是传统的药房托管，还是开发新型供应链业务或者自营药店，都可以继续维持原有的药品收入，抵消政策带来的影响。但这一路径最大的挑战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如果政策对这类业务加强控制，将导致整个模式的无法维系。另外，近年来公立医院也通过检查来对冲药品收入的下降，但随着政策在未来的进一步收紧，这一举措也面临这很大的政策风险。

　　因此，公立医院未来更多的还是会从第二方面来提升收入，这主要源自对服务性收入的提升，除了政策明确支持的服务性收入提升之外，要弥补缺口还可以从特需服务和PPP模式入手，2017年，北京开放特需服务的价格也可视为政府对于公立医院补充缺口的需求认同。由于缺口较大，公立医院未来可能在服务方面会有持续的创新，来提升总体的营收。但随着《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的出台，一旦未来通过这一法案，公立医院无法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对公立医院通过PPP模式来扩张也将带来挑战。因此，特需和其他类似日间手术中心这样的新模式将成为公立医院主要的扩张手段。

　　从上述两个角度来看，当前的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与公立医院自身需求既有潜在的冲突，也存在合作的可能。对于能够为公立医院导流和扩大其总体营收的服务项目，公立医院都将非常欢迎，而对于不能为其补充收入缺口甚至要拆台的模式，公立医院将会非常排斥。

　　因此，依赖于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发展将面临一个内在悖论。一方面，互联网医院有助于为医院导流，一些通过远程无法给出明确诊断的用户将直接进入线下医院，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医院占用医生时间和精力开展低价值业务，不利于集中优势开展如特需或新合作项目的高价值业务。而且如果医院自身有隐性的以药养医业务，互联网医院还要让渡药品收益给第三方，对公立医院来说有些得不偿失。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到底要不要发展自身的互联网医院或者允许医生去参加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业务，其核心是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意见》出台意味着互联网医院的合法化，对于之前一直处于观望态势的公立医院来说，是否上马互联网医院有几个核心诉求点：第一，在面临政策对其自身限制日益严厉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可以通过发展远程医疗来将其触角伸出，从而扩大病人来源，继续做大体量。第二，医联体在全国铺开后，互联网医院也有助于三甲为自身托管或兼并的下级医院赋能，从而做大医联体的规模。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医院新规禁止网上初诊，这对拥有庞大下级医院的医联体尤其具备优势，病人只需在基层挂号初诊后即可使用互联网医院服务。这对拥有医联体的三甲医院尤其有利。第三，在药品利益受限后，特别是在点数法和单病种付费逐步推广后，公立医院更倚重手术量，而这需要用户数量的增长和转化。互联网医院作为一种可能的途径受到公立医院的日益重视。

　　因此，医疗机构尤其是手握优质资源的三甲医疗机构上马自己的互联网医院是利大于弊的。这和之前的挂号业务相同，由于并不存在技术和运营的门槛，公立医院完全可以直接来操作。其次，对于有优质资源的医疗机构来说，用户都是慕名而来，并不存在流量的难题。最后，公立医院自身开展互联网医院服务也可继续以隐性手段绑定药品利益，不用再让渡给第三方。

　　所以，对于以多点执业为核心的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公立医院认为是弊大于利的。这类医院主要依靠名医资源为招牌，提供复诊或者慢病管理等模式。但一方面，这类业务对于医院来说都是低价值业务，如果让高年资的医生或名医参与是不划算的，也不利于自身开展互联网医院服务，事实上也确实是医疗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公立医院需要优质的医疗资源来为其高价值业务服务，特别是随着特需的扩张，公立医院对医生的时间需求越来越大，不仅将严控其在线下的多点执业，也将对其在线上的服务进行管控，从而更好的为其自身利益服务。

　　因此，在医改对公立医院的压力日益加大之后，互联网医院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仍是医院扩张的工具，而非控费或优化医疗资源的工具。随着公立医院普遍上马互联网医院并持续开发更多业务来弥补收入缺口，依赖多点执业的互联网医院将受到高强度的挤压。

　　来源公众号：村夫日记Latitude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