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一人说起：

　　“最近朋友圈的众筹治病，太多了。”

　　也不是说，因为“多”，你就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有谁，会把自己最狼狈、最无助、最可怜的一面，让众人审视、评判；甚至，巨细靡遗的资料，显示出了：没有人不会拿自己或亲人的健康开玩笑这么阴鸷。

　　《我才17岁，我还想多看世界一眼》

　　《别让病魔带走爸爸，我想用余生孝敬他》

　　《救救当环卫工人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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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众筹治病”，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同情之余你会发现：原来身边的人，有那么多的不幸。

　　很多中国人患小病时往往不会去医院，不重视、不理会、不信任，但等到需要去医院的时候，病情，也就比较严重了。

　　然后，当“众筹治病”司空见惯，你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愈发虚弱，众筹10万的，有可能到最后期限只众筹到两三万；众筹100万的，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有可能众筹到5、60万。

　　——难道，治病，也成了一种社交行为吗？在同样的生命下，难道还一如“贫富悬殊”一般，富的人生命就能被救回，穷人，就不该得到生命救治吗？

　　“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并不是谁能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众筹治病”，远不如过年发个200元红包、喝个喜酒随个份子钱、见到路边乞讨的人随喜给点小钱，它们是有本质的差异的，它，远不是一项社交活动。

　　我的确不想扯到“医疗制度健全与否”的问题上。

　　但是，在中国香港：

　　永久居民入住任何一家公营医院，无论你是割肿瘤还是割包皮，每天只须消费100港元（含一切膳食、住院费、药物及手术费），经济条件更困难者则全免。

　　除此之外，慈善，还是需要留给专业的机构来做。

　　比如：

　　一个普通家庭，一个赤贫家庭，两个家庭孩子都需要耳蜗，但只能择其一，把耳蜗给普通家庭的孩子就是对那个捐助耳蜗的慈善利益最大化，因为那个耳蜗能得到最大的利用。

　　当捐助物变成救济金，财物的时候，给赤贫家庭就是对救济金，财物的慈善利益最大化。因为这时慈善金和财物发挥了他最大的用处——让赤贫的人活下去。

　　谁更有资格获得帮助？

　　这可能是不管是“众筹治病”和“慈善”都不得不面对的人性拷问。

　　不要病到众筹求助，是我最想要的体面；也希望，“众筹治病”不要变成人们面对大病时能够想到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