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党的十九大，更引领中国进入了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要求各级政府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简政放权，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就为包括医疗卫生领域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带来了重大机遇机遇和严峻挑战。

　　首先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大力规范政府施政行为，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从坚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理念到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具体要求，都清晰地体现出大力规范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

　　毋庸置疑，随着政府的放权，社会组织的活力被大面积释放将成为必然。

　　规范政府施政行为，一个必备的前提是按照上述中央文件的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对政府则恰恰相反——法有授权方行政。因此只有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才能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早在2012年0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的汪洋就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社会、好社会”，通过实行“政社分开”，厘清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激活社会的自治功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系。

　　从社会管理角度来说，只有科学界定政府的施政范围，才会为解决政府政府和社会合理分享社会治理权的工作奠定基础，从而为社会组织释放活力拓展出相应的空间。

　　但是，当前的社会组织能否有能力承接政府让渡出来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这就是本文所说的挑战问题了。

　　质言之，肩负政府“减压阀”和社会“稳定器”之职责的社会组织，理应通过吸纳和凝聚社会的正能量，进而发挥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来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政府和市场“双失灵”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

　　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情况却是，因中国传统文化、官场生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社会组织缺乏健康的成长和发育环境，在现有的社会组织中，除去其中的一部分具有相应的NGO精神外，更多的则具有浓厚的“半官方”色彩，因而导致其发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命运多舛甚至疾病缠身。

　　对许多社会组织来说，如下三个问题尤为突出。

　　一是患“侏儒症”,精神和物质营养的极度匮乏，使其如同长不大的侏儒，视野窄、格局小、能力差，茶杯里能刮多大风暴？池塘中可搅几朵浪花？

　　二是患“软骨病”，时时窥探政府权力的大锅并试图从中分一杯羹，与NGO精神要求的差距何止以道里计？

　　三是有些社会组织还不同程度地患有类似“躁狂症”的症状，由于参与感强但却对现代社会组织的职责、宗旨和功能处于一知半解状态，导致在处理与其它社会机构的关系时缺乏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审判官”自居，有时尽管用心良苦，但起到的其实际作用却往往是“添乱”大于“帮忙”。

　　有鉴于此，不仅许多政府机构存在一个并非源于一己之私的不敢放权问题，在社会公众中也广有类似担忧——现在的社会组织有承担政府让渡出的权力的能力吗？乌合之众能打胜仗？草台班子会唱大戏？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怎么办？

　　社会组织必须增强搞好自身建设的紧迫感。须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是时代赋予这一代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神圣使命，不能当做参与分享社会治理权力盛宴的一场狂欢。因此首先应加强思想建设，要真正用NGO精神育队伍、带队伍。在自身定位上，既不能以政府附庸自居也不能以与政府唱对台戏自娱。

　　其次是能力建设，如果没有金刚钻硬揽瓷器活，那么受损失的就远不止于自身了。

　　再次是作风建设，社会组织不但自身同样存在一个“去行政化”问题，更要百倍警惕官僚作风对于NGO精神的侵淫。这一点，对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当然就政府来说，在政府在身兼改革动力和对象之双重角色的今天，自身的改革事关改革命运，而放权则是政府自身改革中无法绕过的硬仗之一。而社会组织自身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成长和发育阶段，也有一个参与社会管理的历练过程，对此政府应向社会组织投以理解、期待和宽容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