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线上的医药电商还是线下的零售药店，自身的市场整合是一种方法，但无助于蛋糕的整体做大，核心还是在如何做大增量。而要有增量，政策的推动是最主要的因素，其他的类似加服务的模式还不是非常明确，仍需要实践来摸索和证明。

　　首先，对公立医院的控费力度加强不会改变，当前的药品零加成和药占比下降到30%以下不会改变，药品耗材比的下降也会很快跟上。但这些并不足以推动处方药的外流，只是加强了对医院的监管。正如之前所分析的，医院会将处方外流到指定药店，以规避药占比的指标并获取零加成后失去的药品收益。但随着监管的收紧，这些新的规避方法很可能会被纳入监管范围，从而堵住了缺口。虽然政府提高了医疗服务的价格和给予了一定的财政补贴，但与来自药品的收入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医院仍有较强的动力去规避。因此，只要政府不是最终将门诊药房彻底移出医院，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会一直持续下去。

　　因此，在医院门诊药房被彻底移出之前，零售药店的处方药业务还无法得到真正的规模化量增。

　　其次，在远程问诊领域，虽然市场会获得一定的发展，但仍然非常小规模。

　　远程问诊市场分为服务和药品两部分。在基本情况下，服务规模和药品规模分别为4.8亿元和22.4亿元，整体远程问诊市场规模为27亿元。以广东省这样体量的区域为例，单日远程门诊量可达到18,000人次，占全省线下门诊诊次的0.5%。

　　假如布点的覆盖率增加，单点获客人次增加并且处方金额略有上升，在乐观和极为乐观的增幅下，远程问诊的整体市场规模可能在44亿元到72亿元的区间内。服务规模达到8.7亿元到13.5亿元，而药品规模在46亿元到75亿元的规模。

　　即使在极为乐观的状态下，由远程问诊带来的药品市场规模也不过是75亿元，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而且，随着政策对网络医院的监管加强，基于零售药店的网络医院将面临很大的风险挑战，这将导致本来小规模的市场进一步萎缩。因此，零售药店在这一市场的规模可能会低于乐观预期，能达到46亿元的中间值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最后，处方外流政策才是对零售药店最为关键的。而对这一部分组成的判断将影响所有零售药店的基本决策。

　　第一，什么样的情况处方才可能大规模流出？想要处方药大规模的流出，必须将医院的门诊药房彻底移出，只要门诊药房还是在医院里，就很难将处方外流到药店。但从医改目前的趋势来判断，还很难明确政府是否愿意让门诊药房移出，毕竟这事关医院的整体运营，各个主管部门的利益考量非常关键。对于门诊药房移出的基本判断在于中国医疗服务能否摆脱以药养医的困境，真正依靠服务而非产品的收入。在目前阶段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对医生和医院进行了大规模的补贴，并强制压缩医疗服务机构获取药品的收益，才迫使处方外流。在经济下行的未来五年，中国政府无法对医生给出大规模的补贴，可能很难复制这样的道路。由于医生大部分存在于国有医疗机构，也很难引进私立机构来对医生进行补贴。

　　因此，处方大规模流出的可能在于政策上找到了可以支持医疗服务的资金和可持续的模式。不过只要公立医疗和公立的医疗保障仍占据主流，并没有什么可以创新的模式可以引用，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进行补贴。但现在的难题是政府并没有充足的资金再进行大规模的补贴。所以，门诊药房的彻底移出的可能性在中期来看并不会太大。

　　第二，如果处方不能大规模流出，在部分区域能否有一些试点，从而推动一定规模的流出？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不排除在某些地区推出处方外流的试点，可能的形式是首先在基层展开门诊药房的移出，或者类似上海和浙江的长处方政策，支持处方的外流。但是，即使推出类似的政策，如何规避医疗机构与特定的零售药店结盟获取药品收益是最为关键的。如果这种结盟普遍存在，那么这种处方流出仍只能是重资源的发展方式，无法在各地快速复制，只能成为适合少数人的生意，而非一种能做大的产业。

　　第三，如果未来五年还是小规模流出，零售药店的出路在哪里？如果政策还是较为模糊，只是在局部给出一些持续的小规模试点，零售药店对于政策的扶持可能需要保持冷静，更多的转身做好自身的业务，力求在市场化的环境下获取自身业务的增长。对于零售药店来说，没有政策支撑的处方外流是非常困难的，只能继续去探索如何加服务？但是，疾病管理只是处方外流的一种手段，而且效果还不明确。

　　总体来看，在未来五年内，在医疗控费的大背景下，放开和监管的双重变奏将继续进行，但对于处方大规模外流并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在一个公立主导的体系下，如果政府不进行大规模的改变，是很难真正去变革这个市场的。零售药店要发展，还是需要加强整合，推动自身向真正的服务转型，从而带动增量。

　　来源：村夫日记Latitude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