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最新导演作品、根据旅美作家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隐》改编的民国题材电影《邪不压正》，讲述的是七七事变前后发生在北平的复仇故事。李天然在师父等人惨遭灭门后，被救逃到美国学医，整容后回到北平进行复仇。李天然回国后效力的医院当然是北平的协和医院。

　　电影中，李天然前往协和医院上岗的第一天，是在院长等人面前，对着一只肾的标本起誓。这个肾的主人是梁启超。而该位院长正是为梁启超手术的留美博士刘瑞恒，他亲口说这是他自己误做的一次手术。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梁启超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那么为何传言是协和医院“割错了”肾呢？得从梁启超的弟弟说起。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曾在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记载这一事件说：

　　“迨检查后，谓病在右肾……剖治时余未参观，但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陪然。力与刘(刘瑞恒)作一谐语日：‘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日：‘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力又云，做副手之美国大夫，亦发一简单之语日：‘吾生平所未之见也。’以此证之，则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继乃将此肾中剖之，则见中有一黑点，大如樱桃，即从照片上所见，疑以为瘤者，即此物也。”

　　也就是说，梁启超的弟弟听信他人转述，认为手术室内医生间的对话表明割错了肾。之后，文人陈西滢于5月9日，率先在自己主编的《现代评论》上披露“内幕”，质疑协和医学院院方负责人和医生的所作所为已对病人构成危害。大文豪徐志摩在当年5月29日的《晨报副刊》刊文，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他声援陈西滢的“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说，他嘲讽道，西医所说的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西医如此这般“看病”，哪个还敢“看西医”？

　　当年7月5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刊载他的《马上日记》，把矛头对准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专门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其中就包括梁启超的英文病案，澄清该案的事实：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病案中还附有梁启超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不过传言还在继续，包括这次电影的内容。片名是《邪不压正》，似乎观众不会像我一样去追根问底，对现代医疗的误解或许会加深，那么对现在的医患关系会造成如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