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似，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受困于老龄化。而且，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还未真正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老龄化却远快于其他国家，养老金系统的存续性受到的挑战特别巨大。

　　截至2017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2.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7.27%，65岁以上人口1.5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1.37%。虽然从现阶段来看，中国的老龄化并不算最高的，但如果仅从参保人员的养老金缴纳者和领取者之间的比例（抚养比）来看，养老保障制度的整体压力已经极高。

　　在城镇职工这一部分，2017年，在职职工占比73%，离退休人员占比27%。在职职工参保人数的增速明显低于离退休人员数量增速，2017年前者同比增长5%，而后者增长9%。离退休职工占总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的比例自2013年开始也持续增加，从占比25%增加到2017年的27%。

　　截至2017年12月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参保人数达到51255万人，其中领取养老金人数达到15598万人，达到30.4%。

　　从上述两个基本养老金的比例来看，中国的参保人员的总体抚养比已经很低，都已经低于3：1，甚至比OECD的部分国家还要高，未来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

　　另一方面，中国的整体出生率下降过快，2017年在全面放开二胎后，仍只有1.243%，甚至远低于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从国际经验来看，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水平，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就会变得极为困难。虽然全面放开生育将不可避免，但在经济下行和抚养儿童的社会服务体系薄弱的情况下，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仍将持续。

　　一方面，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正在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养老金缴纳者的比例持续缩小。抚养比快速下降之后，养老金的压力日益显现。为了应对养老金的挑战，开源节流是政府主要的对策。首先，在开源方面是加大社保的征缴力度，特别是将社保征缴划给税务之后，社保征缴的收入将进一步上升。同时，将国有企业的10%股权充实社保，以对社保的存续性做最后的保障。当然，财政补贴继续加大是不可避免的，这对政府开支进一步带来了压力。为了缓解财政补贴的过快增长，提高养老金的统筹层次就成为了另一个有效的短期策略。通过设立中央调剂金制度，中央政府将东部发达地区的盈余的养老金统筹到中西部，减缓相应的财政压力。

　　其次，从节流上来看，提高退休年龄是最快捷的方式，通过这一手段，可以大大增加养老金的缴费人群并降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这也是各国老龄化的主要应对手段之一。

　　再次，大力发展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第三支柱的个人年金也是从总体上减缓政府压力并提高个人的养老保障。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养老金的替代率长期是下降的，为了弥补养老福利的下降，推动企业和个人发展积累制的养老金制度是能帮助各个层级人群提高自身保障的有效方式。

　　截至2017年，企业年金的参与职工为2331万人，而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4.03亿人，企业年金的参与职工数量只占其5.8%。由于中国企业的社保负担较高，企业总体参与年金的意愿度较低。

　　而且，积累制养老金的推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获得发展，因为养老金的回报率会比较高。一旦经济下行导致养老金回报率下降，企业和个人的参加意愿下降，积累制养老金的吸引力会减弱。这从中国企业年金在2015年之后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即可看出。

　　从第三支柱来看，税延养老险于2018年开始销售，养老目标基金已经进入市场。但纯粹的个人积累制养老金在市场在短期的发展也不可过于乐观。从日本经验来看，有雇主参与的个人积累制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只有个人缴费的积累制养老金的增长会较为缓慢。截至2016年，日本雇主DC（确定缴费型）的参与者是580万人，个人DC只有26.5万人。

　　因此，从中长期来看，第二和地三支柱的发展仍需较长的时日。而且中国缴纳个税的人数非常有限，税收刺激政策也很难惠及更多个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强刺激政策，很难获得较大的发展。

　　最后，养老保障还需和医疗保障和其他相关保障相结合。从世界经验来看，无论是长期护理保险还是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升级，都对养老保障提供了较好的支撑。如果推动社保和商保共同来推动养老保障的升级将非常关键，而这需要更好的政策支撑。

　　总之，人口红利已过的态势下，中国养老保障体系面临较大的挑战，政策层面的调整是必须的，越早调整对制度的存续就越有利。如何在合适的节点推出开源节流的措施将考验市场的承受能力。在这其中也会对部分公司产生很大的市场机会，如何合理判断机会并建立合理的预期将非常关键。

　　来源公众号：村夫日记Latitude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