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到媒体界一位朋友的微信，约我就哈医大附属第四医院原院长申宝忠涉嫌受贿案在黑龙江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之事写点评论性文字。因在2016年5月份，我曾经就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涉嫌受贿犯罪一案写过一篇《该如何从“王天朝现象”吸取教训？》一文，文中就医院院长成为腐败高发区这一问题做了一些粗浅的剖析，因此就颇为踌躇，觉得很难写出新意。但由此联想到目前医院管理体制由医院院长负责制转向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就忍不住又想在电脑键盘上敲打几句。

　　医院院长岗位成为腐败高发区，又一次印证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观点。

　　有人认为院长的权力过大导致腐败，事实上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何为“大”何为“小”？过去有的医院所亟需的人才，即使医院院长急得火烧眉毛，但假如没有有关人事部门的批准，就完全无能为力;而医院中个别尸位素餐的人，院长却长期找不到将其淘汰掉的“出口”，只能任其日复一日、优哉游哉地当他的“南郭先生”，甚至会产生“劣币驱良币”的恶劣作用。从这种情况看，你能说医院院长的权力“大”吗？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院长在人事管理上头上戴着摘不掉的“紧箍咒”，但个别医院的院长，却可以因在内约束机制的缺失，而在“购设备”、“盖大楼”等硬件建设的资金投入方面不受约束地使用大笔资金，你能说他的权力“小”吗？因此，不能根据现代医院建设的需要科学设置医院院长的权力，当“大”而限制其“大”，当“小”而难以限制其“小”，是医院院长岗位成为腐败高发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不受约束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即使那些“学术型”院长“专家型”院长，也很难因其知识和能力而具有天然的“金刚不坏之身”，这与人性有关！而所有法律法规，所有对权力的制衡措施，不都是建立在“人性恶”这一设想之上的吗？而我们所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也是主张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编制“笼子”，防止因“人性恶”导致某些人对权力的滥用罢了。

　　由上述事情引申到目前在公立医院所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医院院长负责制，会让人产生很多启发。

　　首先，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不应该理解为党委书记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初期的年代里，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医院院长负责制，被很多人将“党委书记”和“医院院长”理解为医院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的关系。事实上即使在那个时期，这种认识也是非常之偏颇的。须知党委是实行集体领导，而院长则是指向十分明确的个人。如果对这种关系认识不到位，就很难避免将院长和书记视为一二把手甚至正副院长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来自一级党组织的监督，很可能在无形中被扭曲为两个个人之间的互动、制约甚至博弈。果如此，是否会导致与这一制度设计之目的的南辕北辙呢？

　　其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医院院长负责制，有利于因地制宜地编制“制度的笼子”。这个笼子应当疏密有致，能够有效关住类似王天朝、申宝忠之类的医院院长的贪腐之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制度设计，不啻为防止医院院长滑向腐败深渊的防火墙。另外这一管理体制还要为医院院长依法行使正当权力排除各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现代医院制度的建设提供足够的动力和空间，舍此就难以达到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

　　另外，医院党组织不仅要发挥下级组织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更要发挥职代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要通过这些纽带，去凝聚广大医务人员的意志，让他们有对医院管理事务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力。唯有如此，广大医务人员才会有归属感与责任感。如果口头上将他们称为医改和医院建设的“主力军”，实际上却不赋予他们参与医院民主管理的相应权利，那么“主力军”就难免成为“观战团”。而无数事实也证明，凡是风清气正的医院，尽管有多种原因，但民主管理工作做得好，却是显著的共同点之一。

　　在两年前的《“王天朝现象”的教训是什么？》一文中，我曾经写到：“从长期看，在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公立医院行使其相关职能的前提下，必须将公立医院这只大船驶向市场经济的大海，这才是治本之道。否则就很难摆脱按下葫芦浮起瓢和十个指头按跳蚤的窘境，而许多本来优秀的医院院长，也很可能因难以抵御物欲的诱惑而继续滑向贪腐的深渊。”对这一观点，我至今仍然坚持。

　　让手中握有权力者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当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打苍蝇的动作必须同填掉“污水坑”的动作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从根子上解决蚊蝇滋生的问题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历史却不是简单的重复。现在和今后在公立医院所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医院院长负责制，决不是对过去管理模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新的、与计划经济时期医院运营环境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的一个新起点。由这个起点起步，前面有新机遇，更有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