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两天，随着中国男足0:3负于伊朗队，告别亚洲杯，银狐合同到期离开国足。但是其留给中国足球的思考不应该因为银狐离开而告结束，正如两年半前郎平带领中国女排从低谷崛起在里约奥运会夺冠一样。这时，老徐又想起那时候发表的一篇“老徐辣评”，如今重发觉得仍有意义。

　　里约奥运会留给大家的东西很多，郎平的“回归”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亮点。自从1/4决赛，一直不被看好的中国女排战胜实力强劲的东道主巴西后，人们对唯一能给中国人在三大球项目上挣回面子的女排姑娘们刮目相看。她们果然不负众望，在半决赛及决赛中又先后战胜小组赛不胜的荷兰、塞尔维亚，最终登上世界之巅。

　　人们大呼：久违的“女排精神”又回来了！“叛徒”郎平成功了。但是，对于郎平是怎么成功的，大家似乎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并不是人们泛泛而谈的女排精神的胜利。随后，一篇《郎平：一个“叛徒”的回归之路》道明了郎平成功的缘由。读后，老徐深感，这对于陷于深水区的医改应该有所启示。

　　必须大胆启用“懂”行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1986年，夺得女排大满贯后的郎平，带着一身的伤病退役。退役后，她并没有如功勋元老孙晋芳、张蓉芳等一样到省体委去从政，因为她曾经的“经历”使她感受到自己并不适合做官。于是她主动摆脱了体制的荫庇，踏上了一条自我救赎的奋斗之路，历尽千辛万苦。

　　2008年，当郎平率领美国女排在北京奥运会上战胜中国队时，许多小粉红恶毒地咒骂郎平是“祖国的叛徒”。对这些咒骂，郎平十分无奈，她说：“我是一名职业教练，执教美国队只是一份职业，并不是为了击败中国。”

　　2012年，中国女排在伦敦奥运遭遇滑铁卢陷入低谷，次年新任的排管中心领导再次盯上了郎平，比三顾茅庐还要虔诚，主管领导多次南下广州力邀郎平执掌中国女排帅印。但直到竞聘当天的凌晨，郎平还没松口。在旧的体制框架下，处处掣肘，郎平有心无力，知道自己很难突破。但在最后时刻，郎平还是松了口。当然是有条件的，而这条件就是排管中心一揽子“规划”的承诺，也是给郎平充分的授权。

　　联想三明医改，如果詹积富没有相当的权力，又怎么敢突破不准“二次议价”的禁令实行“限价采购”？没有“限价采购”又怎么能够实现“腾笼换鸟”，多次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如果医疗机构的收入没有根本性改变又怎么能够拿出大量的资金实现医生目标年薪制、院长目标年薪制和全员年薪制？如果没有这一系列改革给医务人员、老百姓的真实美好的感受，今年又怎么敢推行全病种付费以及配套推出的四个文件。如果没有这些勇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得力行动又怎么可能取得成功？

　　小修小补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必须冲破体制，走职业化道路

　　答应走马上任主教练，郎平是有自己的交易筹码的。事后她自己透露了自己提出的“筹码”，也就是排管中心领导的承诺。这个承诺包括对女排选人用人的绝对话语权、搭建复合型教练团队、打造女排大国家队模式，甚至改变国内职业联赛规则等等与现有体制和传统模式差异极大的一整套新思路、新做法，排管中心全盘接受，并全力提供人财物方面的支持。这些承诺等于给了郎平突破体制的尚方宝剑，也正是这一点，使郎平在中国女排获得了国内教练无法获得的操作空间。而这一系列创新实际上就是专业化、职业化。

　　联想中国医改，为什么经过7年多强力推动，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距离当初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受鼓舞”的目标却依旧很远。被作为新医改突破口的“基药制度”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强基层”政策指导下的基层，却不但没有强起来，很多地方反而更弱了，农村三级医疗网的网底面临破裂的危险。一直满足于推出了多少多少试点地区，出了多少多少“模式”的“数字医改”，却总是没有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可复制模式。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探索了7年的医改，难道很多决策一开始就不靠谱？匆匆忙忙开始的基药制度等，不但没有缓解看病难，还直接整瘫了基层，根本原因是没有体制机制创新。医改在探索方向上，是进一步“集权”而不是放权。

　　给“队员”创造宽松的生存环境，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郎平成功的另一点启示就是给队员创造宽松的生存环境，发挥她们的创造性。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运动都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对运动员一直是半军事化管理，个人活动的空间很小。郎平则借鉴美式思维，不让队员在严格的训练比赛氛围下太过压抑自己，对女排的管理充满人情味。郎平平时鼓励队员展示个性，朋友圈中的女排队员经常靓丽出镜；在国外比赛后，允许队员们去逛街购物，整个球队气氛轻松融洽……这种改变，观众从赛场上也能感受到，每到紧要关头，队员们能迅速调整和调动起来，就像对巴西那场1/4决赛，这种精神面貌的不同常常会决定比赛的走向。

　　正是凭借全方位的突破，郎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就把中国女排从亚锦赛第四这样前所未有的谷底，带到了2014年世锦赛亚军、2015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冠军的巅峰。

　　联想新医改，多年来，在政府主导的原则下，一直是写文件，作安排，而这些决策，有多少是脱离专家，脱离典型而是到最普通的基层做过深入调研的？规定基层只能用“基药”，只能从规定的某一家企业采购药品，只能按照省级集中招标价格销售药品，这些都是什么道理？

　　面对愈演愈烈的暴力伤医事件，我们能够做些什么？难道仅仅只是发文件、通告？为什么不能走到医务人员中间，走到基层，问一问他们有什么良策？出台那么多政策，有多少能够落实，又有都是落到了实处？又为什么落实不了？是决策问题还是执行问题？

　　从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可以证明，我们的医改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大胆启用“懂”改革，善改革的人，要放手让他们去干，放松各种不恰当的管制，遵循市场规律，避免瞎指挥。同时要重视发挥“队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让他们以恰当的方式参与到改革当中，否则医改极可能淹死在深水区中。

　　来源公众号：村医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