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月谈》报道，“放管服”改革刀刃向内，拆解了“权力套娃”，一系列惠企便民措施落地生根，各界获得感普遍得到增强。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放管服”改革只是看起来很美，依然存在形式主义和跑偏走样现象。本来是政府部门应该面对的问题，却甩给了第三方机构；本来是政府部门的分内职责，却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转嫁出去，以购买服务之名，行推卸责任之实。

　　我们说，“放管服”改革，决不是在形式上打转转，而应在内容上做文章；不是自己说改革了就算改革，而要让企业和群众感受到改革的成果、改革的效果，让政府与企业、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近，让政府运行的效率越来越高、服务越来越好，让政府在企业和群众中的公信力越来越强。

　　必须承认，在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放管服”改革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也得到了企业和群众的好评。但是，所有这些好评都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实实在在的服务之上。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仍然在制约着企业和群众创业热情的释放、创新动力的增强，制约着改革红利的释放。因此，如何让“放管服”改革展现出更加强大的力量，让企业和群众对“放管服”改革的信任度更高、信心更强，不仅要有更多新的“放管服”改革举措，更需要对已经出台的“放管服”改革措施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与检查，防止改革跑偏，减少改革歪路，提高改革效率，增强改革信心。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明显存在着重新的改革举措的出台、轻已经出台改革举措的落实，重形式、轻内容，重表象、轻内涵，重影响、轻效果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没有真正处理好责权利的关系，使责权利的关系没有真正平衡，责任的分量明显偏轻，追求权力和利益的力度明显偏大。

　　恰恰是，“放管服”改革，要的是增强责任的砝码，减轻权力和利益的筹码。能放手权力尽可能放掉、能让的利益尽可能让掉，需要承担的责任则要尽最大努力地承担起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放管服”改革就很难向纵深推进，甚至会倒在起点上。为什么会把属于政府部门该面对的问题，甩给第三方机构，为什么将政府部门分内的职责，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转嫁，说到底，就是不愿、不想、不敢承担责任。

　　殊不知，在没有推行“放管服”改革前，没有几个政府部门把职责和职能转嫁给第三方机构，也没有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原因就在于，那时候的行政职能，主要是通过事前审批实现的，通过收费等完成的，且这些权力和利益，大多由政府职能部门、权力机关运用，属于“多劳多得、不劳而获”形式。传导到企业和群众，就是要不停地围着政府部门转、围着权力的指挥棒转。因此，各种吃拿卡要也就屡禁不止。所谓责任，也就基本被权力和利益所淹没。没有权力的部门，则被认为是清水衙门。所以，都争着抢着往权力部门钻，甚至不惜买官要官。

　　推行“放管服”改革以后，权力和利益的砝码开始向责任转移，责任的分量越来越重，追责的概率也越来越大了。虽然也想守住已经形成的既得权力和利益，但是，面对责任的压力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多，也就不得不“看淡”权力和利益，达到减少责任的目的。即便是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想方设法地转嫁给第三方机构和购买服务。

　　显然，这是与“放管服”改革背道而驰的。因为，“放管服”改革释放的是权力和利益，是要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少浪费时间、少付出无谓的支出和精力，而不是到另一个平台去承受原有的痛苦。如果把该由政府部门解决的问题、承担的职责转嫁给第三方机构和其他服务部门，就是明显的推卸责任，是不作为。如此，就必须回过头来，对已经出台的“放管服”改革措施进行反思，对没有尽到的责任进行重新界定。如果确实是部门转嫁给第三方机构和其他服务组织，就必须严厉问责，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放管服”改革，决不能成为责任和权力一并下放的改革。“放管服”改革，必须以增强政府部门的责任为落脚点，让责任和权力、利益更加协调，责任重于权力和利益。

　　所以，在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同时，必须建立“放管服”改革效率与效果、质量与水平的评估评价机制，由社会中介机构、企业和群众共同来评判。凡是问题较多、反响较大、落实措施不力的部门和单位，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并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更加严厉和规范，实行后三位调离制，且三年内不得重用。只有这样，“放管服”改革才不会跑偏，弱化责任的现象才能得到有效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