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医史学家阿尔图罗·卡斯蒂寥尼说过：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

　　众所周知，医学即人学，医者为“生命摆渡人”，只有当医疗技术与人文关怀充分结合，才能为病家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只有当社会公众正确理解医学、尊重医者，医患双方才能真正成为对抗疾病的“命运共同体”。

　　记得美国肿瘤社会学家霍兰教授曾提到，医者有四个“救生圈”：1、技术魅力与呈现；

　　2、爱心与人格魅力的表达；3、温暖陪伴；4、信仰与生命哲学的感悟与支撑。

　　著名品牌营销专家、蓝哥智洋国际行销顾问机构创始人于斐老师在一次讲课中提到：“命是什么？我们看这个字，它是‘一个人的独自叩问’。问什么？生死、苦难……生命的正大庄严，同时也存在于每个人最细微的生活之中，最幽微的内心深处”。悲苦有时，欢愉有时，只有真正了解生命的人，才能成为最出色的医者——也只有这样的医者，才能在面对无数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的真实经历之后，依然选择勇往直前。

　　诗人汪国真在《热爱生命》中说：“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这仿佛是对医者的注解。

　　看到媒体上有苏东坡创办医院的事，很有意义：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次任杭州知府。

　　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而城里竟然还有药铺囤积居奇，抬高药价，大发瘟疫财。

　　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十分清醒，他知道，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经过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能创办一家政府医院，情况或许会较好掌控。

　　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

　　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2000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资金，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可是还有缺口。苏轼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一说，夫人认为人命关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她应大力支持，于是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苏轼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五十两黄金交了上去。在他们夫妇的带动下，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众筹，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

　　于是，苏轼招聘了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坊。

　　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

　　医院建起后，苏轼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社区救治病人，同时免费发放食品、药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不仅如此，史书还记载了一个苏轼智斗无良药商的故事：

　　苏轼建立安乐坊后，苏夫人还献出了娘家祖传的秘方“圣散子”，这是治疗疫病的特效药。安乐坊根据这个方子，制作了大批的“圣散子”药品，对普通的百姓免费发放，老百姓纷纷涌来，许多人都被治好了。

　　有个囤药的药铺商贩也身染疫病，请了好几个名医都没看好，自己的药铺里也没有特效药了，听说苏轼“安乐坊”的“圣散子”有奇效，便让家人去索要药方。哪知苏轼早就给他们量身定做了一个规定：只赠药，不开方；只赠穷人，不赠富豪。有钱人用药，每用一服，须捐助安乐坊纹银百两。闻听此言，那无良药商傻眼了，可是为了治病，也顾不了许多，只好捐银子买药。“圣散子”果然药效明显，那药商吃了三服药病就见轻了。其他不良药商得了疫病，为了保命，也不得不到这里捐款买药，于是安乐坊有了大笔收入，这等于是再次众筹。苏轼又用这些钱，在江干等处开了几个分坊，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取药，前前后后救活了数千人。

　　安乐坊在苏轼的经管下，聘用僧人做掌管，获得了长足发展。苏轼离任后，安乐坊依然办得很红火。到了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崇宁二年五月，两浙转运司上奏：苏轼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各一道。从之，乃改为安济坊。”就是说，当时的两浙官府对苏轼的做法很是赞赏，上奏宋徽宗对安乐坊的医生给予赐紫衣的嘉奖，紫衣当时代表官服，认可了医生的官员身份，并改名为安济坊。

　　后来，苏轼被贬惠州时,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来信,说广州疫症流行,死人无数,请教苏轼解决的办法。苏轼毫无保留地把在杭州办药坊治病救人的经验介绍给他，于是广州也照他的办法，众筹办起了安乐坊，救活了不少百姓。

　　苏轼众筹办医的做法，对宋朝以后的国家政策影响很大，南宋初年则照此法在各地创办了养济院，同样属于官办的医疗救助机构，在宋朝社会救助和医疗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