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网上爆出有位在2017年11月份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建立、共建的院士工作站（室）多达89个，其中87个在医疗机构。”

　　从正常意义上来说，建立院士工作站应该是好事一桩，至于所建数量多了点儿，如果确实需要，也未必见得就是坏事。

　　还不能不说的是，许多地方的院士工作站也确实取得了符合该制度预期的良好效果，对于这一点，人们不应轻易否定。

　　但是常识告诉我们，院士也是人，而只要是人，其精力就总是有限的。且由于院士制度所产生的规范作用，能进入院士行列的人，大都不怎么年轻了。一个人建立那么多工作站，他的精力和能力能应付得过来？再说了，有建立那么多的必要吗？

　　在此，还不妨借用在房地产管理思路中人们常用的那句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院士工作站是让院士来工作的，不是当神位供奉和当花瓶去做装饰的！

　　假如各地建立院士工作站的行为形成竞相攀比之风且任其越刮越烈，其危害不可低估。

　　其一，亵渎名器。

　　时下我国的院士群体是由什么人组成的？那是由在学术和科研领域的大师级甚至国宝级人物组成的！且他们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更是名震寰宇的大国高端智库。对于通过科技兴国来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大业来说，院士们承载着其他社会群体难以比拟的重大作用。

　　如果不从发挥他们的实际作用出发，而是把建立院士工作站作为炫耀某些人某些单位政绩或业绩的噱头，从“光环效应” 、“外溢效应”出发，将院士工作站招牌化、工具化、庸俗化，甚至就连一个县级医院也煞有介事地去建院士工作站，到底是对院士之作用的尊重还是贬低？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们某些人在化腐朽为神奇方面本事了了且毫无兴趣 ，但在化神奇为腐朽方面却无师自通且本领有如神助。我们之中的有些人还有爱跟风的嗜好，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扎堆。比如教授啊导师啊之类的称谓，在当年那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令人敬畏，可是一夜之间就到处可见甚至到处泛滥了，个别甚至连靠在职混个什么大学学历的人，就因为头上有那么一顶帽子，居然也在其名片上大言不惭地印上令人啼笑皆非的“博导”称谓。但愿至今仍然令我们肃然起敬的院士工作站，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形成如此不堪的社会观感。

　　其二，劳民伤财。

　　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信息高度发达的时期，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各类信息平台的迅速搭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流通渠道和方式，极大地消除了人们信息沟通的障碍，更为各类专业人才借助现代信息渠道发挥作用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通过发挥院士的作用来满足企事业单位创新需求，还是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或者是培养创新人才队伍和为增强企事业单位的自主创新能力，都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信息交流平台、渠道和手段来进行，大家没必要都一窝蜂般舍近求远地去挤院士工作站这“华山一条路”。

　　还因为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摆在那里——只要建立工作站，就要有地方政府相应的资金投入跟进，就要有相应的硬件建设与之相配套，就要有送往迎来啊剪彩仪式啊之类的各种看似热热闹闹而效果有限的活动，由此造成何种的投入和产出之比，且此举与其他合作方式之比其优劣何在，我们是否真正过了过脑子进行了认真的测算？

　　要知道在建站工作中无论用什么渠道以什么名义产生的经济支出，总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了，总是由纳税人来埋单就是了，把大把大把的银子扔进水里听响声而不心疼，那一般是连败家子都不屑去干的事情。

　　其三，助推浮躁之风。

　　据媒体报道，曾于1987年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88年领少将军衔，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的秦伯益院士，曾经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厌烦了，我不愿意再被人家当花瓶了。”

　　一句“我厌烦了，我不愿意再被人家当花瓶了”，透露出院士队伍中清醒者、理智者的几多感慨，几多无奈？

　　不知那些不怎么看重发挥院士的实际作用，却热衷于通过建院士工作站来增添自己业绩或政绩的各色人等，是否知道自己是在有意无意之中，给倾心于安安静静做学问的院士们仍去了一枚“烫手山芋”？

　　当然，对于院士工作站这一“橄榄枝”，院士群体中有因找到新的用武之地而欣欣然前往者，也有勉为其难、身不由己者，还有颇费踌躇、半推半就者。同时也难以排除与秦院士相反的个别人，一旦被戴上“院士”的桂冠，便心浮气躁，便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前人告诫置于脑后，屁股上长刺般急吼吼去显摆，去张扬，去增加社会曝光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院士工作站这一初衷良好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一定积极效果的制度，要谨防过热，要谨防形成一阵风，否则将不但造成院士们精力的分散和浪费，还会从多方去助长浮躁之风，去侵蚀我们大力倡导的求真务实作风。

　　其四，助长错误的引才与用才观。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各地的人才争夺战也愈演愈烈，这当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但要警惕背后人才竞争的变味。

　　比如某些地方将争人才演变为争头衔，对人才的正常吸引被异化为对学术头衔的争抢，甚至由此导致有的地方对流失的人才，出台了拿掉其技术职称或学术头衔的规定，真真令人五味杂陈；再比如某些地方信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不注重培养、发现身边的人才和发挥他们的作用，造成引进一个或者几个人却伤害到一批人一群人的负面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应该防止错误的引才与用才观对院士工作站制度的侵淫和误导。如果二者互为因果，将会造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负面效果，对此不可不察，不可不防。

　　怎么办？

　　既然此事由政府推动，就有一个朝哪个方向推和怎么推的问题。

　　不是提倡院士工作站旨在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吗？“化”的措施和途径是怎么设计的？“化”的过程和阶段性成果如何？不是负有培养创新人才队伍之职吗？是怎么准备和着手培养的？不是要为增强企事业单位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吗？其“支撑点”何在和如何去“支撑”？所有这些，都不能只说在嘴上和写在报告上，都不但需要强化事前审核，更要建立相应的责任人负责制，并有倒查机制和相应的责任追究制与之相配套。

　　总之，院士工作站“需求为基础，项目为核心，企业为主体，实效为根本”这一基本原则的真正落地，需要主管部门在尊重有关方真实需求和意愿的前提之下，进一步总结经验、细化规则、强化监督，唯如此，好事才不会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