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红星新闻曾报道：唐运章与湖南儿童医院的医疗纠纷。尧尧曾被媒体称为“长沙最小植物人”，2010年刚出生3个月，他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因为认定医院误诊，过去近9年，唐运章拒绝让儿子出院，一直在网络维权。2015年8月，医院将尧尧和父母三人告上法庭，要求支付所欠医疗费54.7万元，并立即办理出院手续，腾退病房。随后，唐运章反诉，请求驳回医院请求，并索赔248.8万元。2019年1月8日，尧尧在湖南儿童医院去世。一审法院认定，湖南儿童医院对尧尧因病发展至呈持续性植物状态并最终死亡承担85%的主要责任；唐运章和妻子承担15%的次要责任。法院判决唐运章和妻子支付湖南儿童医院医疗费22178.77元；湖南儿童医院赔偿唐运章和妻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702163.45元。2019年8月7日，唐运章收到了湖南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这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医院输掉了官司财产和声誉、医务人员输掉了利益和职业幸福感；患者尧尧输掉了健康幸福和性命、患儿家长输掉了幸福时间精力和亲情、其他不确定患者输掉了被占用的医院床位（就医机会），医医患患患5方皆输。那么，这宗案件，还有赢家吗？如果没有赢家，该案怎么可能被成就这个样子？

　　答案：当然有赢家，而且是只有一个赢家。

　　医患折腾9年皆输

　　这起案件，从2010年，3月龄婴儿尧尧住进重症监护室，到2015年8月，医院将尧尧和父母三人告上法庭，要求支付所欠医疗费和腾退病房，5年时间里，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没有得到行政执法机关的调查处理。

　　而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理程序，医疗机构首先要把疑似重大医疗过失案件上报到卫生执法机关；该机关接报后应立即启动调查判定程序，对经过调查不能判定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启动鉴定医疗事故程序。

　　那么问题来了：5年时间里，医院为什么不（或者有没有）依法启动重大医疗过失事件上报程序？卫生行政执法机关为什么不（或者有没有）依法启动调查判定医疗事故程序？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医院在“忍”了5年后，仍没有选择上报和行政调查判定的程序，而且主动选择了民事诉讼程序。继续耗费4年。

　　医药卫生执法机关“稳赚不赔”

　　无论从时间效率上，还是从付费成本上，打官司都远远不如行政执法处理划算。医院在两种程序中，选择打官司只有一个最重要原因：上级执法机关不让医院走行政执法程序。

　　关闭法定的上报查处行政执法程序，把医疗事故执法善后的任务，违法下沉给医患双方，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就可以“高枕无忧”、“只吃不干”、“坐看医患撕扯”，不时摆出“官老爷”阵派，给受害患方“指指路”绕过该机关紧闭的大门，让他们去走没有执法取证调查基础的所谓“调解”、“鉴定”、“诉讼”程序。

　　在医患双方“听信”法定执法机关的谎言，舍掉最简便快捷、最合法的行政执法保护程序后，隐忍5年的院内对峙、4年的法院内对堂，医患5方皆感到：输惨了！

　　唯一“稳赚不赔”的，就是法定执法机关。它什么力气都不用费，就可以坐享国家薪资经费。

　　与尧尧案件不同的，近一两年报道的医疗事故维权案件中，行政执法调查判定医疗事故的案件数量在增加。

　　（宋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