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媒体报道，为加强卫生健康系统兴业作风建设，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强化纪律约束和监督检查，最近吉林省卫健委制定了《吉林省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处理规定 ( 试行 ) 》。此消息面世之后，有几家媒体朋友约我就此写点看法。

　　但怎么写，却颇费踌躇。

　　不可否认，医疗领域的“红包”问题一直为社会所诟病，它不但严重毒化医患关系，也对医德医风建设形成了正面而严峻的挑战，对医疗卫生队伍形成了严重的腐蚀。因而对此加强治理力度，当属高度顺应民心民意之举，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应该对政府出台的相关治理措施从正面进行理解，并积极贯彻执行。

　　但红包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标本兼治？笔者早在4年前的2015年7月就围绕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字，且当时谈到的问题至今也依然不时在脑海里闪现，现不妨重新提出，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患者为什么给医生送红包？是花钱买平安花钱买心安？是随大流心态在作祟？是被医生诱导和逼迫的无奈之举？如果上面的答案基本靠谱，那么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是否可以据此开出药方——通过完善机制和其它措施，以优质服务让患者亲属心安并从根本上压缩红包现象的生存空间，还用得着抓小放大，兴师动众地去主攻医生收受红包之行为？

　　红包现象的根源在哪里？是因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需求大于供给？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有些医务人员道德滑坡？是因为医患之间高度不信任，遂令红包成了通行证成了敲门砖？是因为医务人员尤其是高技术人才待遇差，以此作为补充性收入？为何卫生部三令五申，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和许多医院的决策团队对红包问题大力整治，但何以割韭菜般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一个问题如果大面积、大范围、高频率发生，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体制机制问题？

　　如何看待红包的作用？导致毒化医患关系（由此又引发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般的问题）？导致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导致诱导医务人员见利忘义，利用制度空隙和医患信息不对称向患者索取红包？导致医务人员积极钻研业务技术以取得收受红包的“资本”？

　　从法律角度该如何看待红包问题？馈赠和收受红包是不是等同于商业贿赂，如果将其入罪，那么是不是可以给送红包者定行贿罪？如果认定医疗消费完全等同于其它消费且可以用“消法”调整医患纠纷，那么饭店里的服务员收小费是不是可以受到谴责、处罚甚至定罪？

　　如何治理红包现象？应着眼于提高医务人员素质？应“乱世用重典”，加大处罚力度？应借鉴高薪养廉的思路，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应增加医患之间信息透明度，以杜绝患者用金钱搭桥之行为？应从调解供求关系找出路，如增加投入、加快民营医院发展，以解决“物以稀为贵”带来的弊端？应加强医院管理提高服务水平，让患者知道不送红包医生同样给力？

　　如何看待如下几个比较“另类”的问题：如红包问题是不是伪问题——它是不是因医生劳务价值得不到应有的体现而产生的？是否是“市场之手”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和产生的另一种结果？如在供需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红包问题防不胜防——不送红包送实物，不在单位送可以在其它私密性场合去送，只要是周瑜打黄盖，如何进行有效防范？如医院和医生应该正面接受市场检验和患者的选择？有人说在优质医疗资源供需矛盾依然极为突出的情况下，患者主动给那位医生“红包”多，就说明他的医术高明，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

　　当然，问号只是问号，但它却代表了思考，而问号的多少则越代表了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同样的道理，只要是严肃而认真的思考，那么问号就会成为句号甚至感叹号的必备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