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社会办医之所以举步维艰，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看起来很好的政策没有落地实施，特别是以“人”为核心的优质医疗资源仍然被禁锢在公立的单位里。走进新医改第二个10年，能不能将好医生逼出来直接关系到医改的成败。

　　最近八点健闻刊登了健闻团队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2020，观察中国医改的9个维度》，其中观察民营医疗市场的一个维度时指出：一个发展缓慢、但仍在持续演进的民营医疗市场。它的繁荣与机遇，将主要取决于医生人力资源的解放与自由流动——只有面对自由流动的医生人力资源，民营医疗与公立医疗才能拥有真正平等的竞争规则。这短短一句话一针见血地将民营医疗发展的桎梏讲的明明白白。

　　那么，走进2020，社会办医能不能杀出一条血路关键在于能不能将更多的医生逼出体制。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思考民营医院的问题应该基于医改政策的大局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办医那几份文件。

　　一是药品集采极大地挤干了药品、耗材的价格水分，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将越来越被堵死，如果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依旧步履蹒跚，“两个允许”落实不力，很多在公立医院执业的医生会不会因为付出与收入严重不符而走出体制？

　　二是公立医院债务沉重，地方政府投入不足，医保控费力度空前，公立医院管理不规范，医保飞检凡是被检单位，特别是公立医院由于服务量大，更是屡屡曝出数量惊人的“骗保”，会不会让公立医院管理者畏首畏尾？从而导致收入锐减，严重影响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三是杨文事件的影响不可小觑。从不断曝出的越来越多的信息看，杨文事件暴露出公立医院诸多问题，特别是官僚化和行政化难以做到以人为本，既难以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也难以做到把员工当人看，因此更多寻求做真正医生的人会更多的走出来。关于这一点，正在实施的公立医院改革，正在进行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从方案设计看也许也难以达到。

　　四是随着合同参考范本的出台，会不会促进在职医生多机构执业变成现实？随着2017年4月新修订的《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医师、护士执业电子化注册全面实行，医师区域注册全面实施，医师多机构执业的法律、政策瓶颈制约已经打破，但具体如何落实特别是只明确医师可以以“协议”形式与第一执业机构约定执业期限、时间安排、工作任务、医疗责任、薪酬、相关保险等，明确双方人事（劳动）关系和权利义务，但由于没有一个协议或聘用（劳动）合同参考范本，因此具体做起来还是被一纸协议阻隔，国卫医发〔2019〕42号文件明确要“制定多机构执业医师与主要执业医疗机构聘用（劳动）合同参考范本和其他医疗机构的劳务协议参考范本”，实际上是对“支持和规范医师多机构执业。允许符合条件的在职、停薪留职医务人员申请设置医疗机构”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五是社会办医专业技术人员与公立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一样同等参与职称评审，且不受岗位比例限制会不会促进人员走出体制？特别是那些在公立医院因为受岗位比例限制不能顺利参加职称评审的人员。

　　来源：老徐评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