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武汉作家方方的日记，让人追看动情；南京教授杜骏飞的《杜课》，让人追看深思。

　　杜骏飞，1965年生，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网络传播学会（CNMCA）创会会长，《中国网络传播学评论》主编，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平台长，江苏省社会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基地主任，江苏省“紫金智库”互联网与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曾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

　　杜教授讲：大学教师三种境界：第一个境界是知识境界，第二个境界是技艺境界，第三个境界是情怀境界。

　　在情怀的境界里，一切为了“人”。一名学生不是一个符号、一个统计数字，他是一个生命、一个未来的期望、也是一个无限丰富的世界。

　　去年6月，杜教授卸任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时讲，我对学院什么地方感到自豪，就是它终于在文化上满足了我对一个学院的全部幻想：生机勃勃，人尽其才，有温度，也有尊严。

　　杜教授经常说，一敬真知，二畏良知，如此可称大学。典范的大学人有以下四端：峻切的追问，执着的思考，耿介的性格，自由的灵魂。

　　杜教授认为，看一个人有没有风骨，初看是看所谓气质，知识分子的理想气质，其实是“清峻”；如果要细看，那就是在要紧处才会感觉到的“弘毅”。

　　杜教授自称是阳明哲学的信徒，埋头死磕的理想主义者。疫情暴发后，杜教授写了不少思考深刻的文章，发表在《杜课》上。他的文章，他的观点，无不充分显示“尽可能温润，也相当硬核”。

　　下面，编辑选择近一月《杜课》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思考。每节标题为新加。

　　大年初一的心愿

　　要勇敢救援，但请先保护好那些勇敢的人。武汉肺炎究竟是否严重？到底会付出多少代价？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但我们就是要提醒：永远不要忘记，救援人员的生命也是生命，请国家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这些人的安全。

　　我希望，不仅仅是医务人员，战士、记者、其他公共服务人员，当他们勇敢承担、随时准备牺牲时，身后都有人庇佑。

　　我们救治一群人，尊重一座城。武汉肺炎的复杂因果，涉及到举国意义上的环境生态、病毒演化、生产生活、行政管理等系统性危机，如此宏大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武汉，而应由国家、甚至我们所有人来共同承受。

　　一千万武汉人现在封闭于围城中，多少公务人员为疫情身心俱疲，多少医务人员为救援奋不顾身，其悲壮含义一点都不亚于被全世界称之为“贤者之乡”的亚姆村——这个最具牺牲精神的英国小村庄，为免瘟疫蔓延全国，自愿封村，永留青史！

　　可以过节，但请不要那么狂欢。我对朋友们说：我们这些凡人，没有实在的资源可以帮人，也无法号召谁共克时艰，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对疫区人民多一点点共情，过节时少一点点狂欢吧。

　　任何一个文明的城市，所给予武汉来客的，应该是尽可能周到妥帖的诊疗，而非话语、行为的粗暴歧视。因为，或许下一次疫区难民，不是他们，而是我和你。

　　也许，有朝一日，当疫情终被遏制时，国人回首往事，也会想起武汉这座巨大城市所承担的责任，它才是举世罕见的英雄之城。

　　对“一切为了人”的新闻人充满期待

　　对于非典、武汉肺炎这类传染病，华盛顿大学的Louis Kim教授等做过一个有意思的研究，他们观察媒体报道的数量与疾病传播数量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因此，媒体可能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

　　一些主流媒体，徒有全媒体、融媒体、智媒体之名，如果不能报道真正的新闻，它们就都是假媒体。

　　无论如何，新闻学是人，是人文，是新闻观念。无论如何，新闻的本质，不属于技术，不属于资本，不属于流量，而属于关怀众生的崇高美德。

　　三百名记者云集武汉，一些敏感的民生问题，竟然还需要方方这样一个作家来闭门记事。可是，这些记者一定很优秀，才会被派往疫区吧？

　　《长江日报》。我们无妨自问：设若易地而处，自己正在其位，在哪些地方可能超越《长江日报》，在哪些地方一定和《长江日报》一样？为什么？

　　面对“调查新闻都到哪儿去了”的疑问，我回答说：“记者可能凋谢，但新闻从不灭绝。也许，那个在痛哭中被领回财新的实习生会是下一代调查记者，也许，此刻正有无数潜在的调查记者枕戈待旦。”

　　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无论技术如何侵入，无论世风如何不古，真正的新闻业仍将是“纯正的知识分子行业”，整个中国仍然对“一切为了人”的新闻人充满期待。

　　公共责任，使你的新闻职业与救死扶伤的医护业相当，而对社会安全的守护，则已使你的职业独一无二。

　　信息公开事关社会稳定

　　在这个艰难的时节，危机总是祸不单行。看起来，疫情也引发了我们的心理危机、认知矛盾、思想痛苦、人生迷惘。

　　信息公开不仅仅是思想解放，从根本上说，更是社会稳定。在 SARS 期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流言的形成曾经造成了多大的恐慌，给政府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信息公开，并不是为了添乱，而是为了帮忙；不是为了妨碍和限制政权，而是促进治理的科学运转。

　　仅仅在一天前，报纸上还在致贺电，某省长书记还在看表演，一如郭德纲还在办寿宴。武汉党报记者实名呼吁武汉换帅，武汉医院越过卫计委向外求援。这是怎样令人扼腕的世相！

　　世卫官员很着重地提到：目前只有一种真正有效的药物"瑞德西韦"。这个结论在中文翻译稿中被“漏掉”了。这是国民大忌。

　　违背信息公开法则并加深社会危机的案例几乎遵循着同样的“五段论”：危机事件——信息不公开——流言或谣言滋生——社会动乱、骚乱与不安定——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

　　无分寸地黑中医，与无上限地神话中医，效果是一样的。在本质上，这是同一种思维方式。

　　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过度“概化”一个具体结论，或违反逻辑地攻讦，或以政治、道德、历史取代科学，都会让人看不起。

　　疫情期间，一口气上马了两百多项新冠临床试验，很多试验设计，既没有坚持随机、对照，也没有使用盲法评价。

　　人命关天。科学家要有科学家的样子，记者要有记者的样子。

　　是反思一个时代的时候了

　　不要渲染邻国的不幸，因为这不能增加我们自己的幸运感。也不要讥讽邻国应对的无能，因为这不能取代我们自身的反思。

　　世界卫生组织感谢中国，是因为我们给世界留下了时间窗口。似乎所有人都在感谢武汉。请媒体注意：那些感谢的话语中，满含悲悯。

　　灾难面前有两种官员，第一种是肯作为、但是做错了的干部；第二种是不作为、只“会做官”的干部。对前者，无妨以观后效，对后者，倒是不能宽恕。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我年轻的时候，一向反对自己优秀的学生从政，但现在，我改变了想法。干部之于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你品学兼优，且有经世致用的拳拳之心，我希望你能考公务员。

　　在这场疫情里，我们看到了极少数人的恶，少数人的英勇，多数人的善良与无助。

　　所谓灾难，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少数人以自己的英勇牺牲，慰藉着大多数人的善良——并救援着他们因极少数人的恶而导致的无助。

　　李文亮医生去世，好像很久了，但人们似乎从未忘记过他。昨天我催问关于李大夫的调查结论。其实，李大夫现在已经不害怕了，也不需要结论了。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结论了，因为我们的心里，早已经有结论了。真正需要这个结论的，是做这个结论的人。

　　昨天我对同学们说：国难来临时，你们可否重思一下各自的爱豆（偶像），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什么，他们对你一生的价值何在？

　　是时候了，反思一代人的偶像观。是时候了，反思一个时代。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场疫情，武汉的天空上闪耀着群星，它们一一对应着鲁迅笔下的人。你或许说得出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