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进入“深水区”,国家出台许多惠民利民政策，按“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分级诊疗制度也已开始在各地运行，但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基层“看病难看病贵”呢？笔者认为，它的设计初衷和目的都值得称赞，但它只是“倒逼”基层加大对卫生行业的改革，站在政治高度，用战略眼光来看，缺乏全面性，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基层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治病不治本。


　　近年来，农保基金支付、基本药物制度、大病统筹及分级诊疗等系列医改措施均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实事求是讲，这只是在“缓解”二字上做文章，尤其是目前的热点焦点--分级诊疗，一些专家学者还称之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良药”;然而，笔者认为，这些只是在服务主体--医疗卫生行业做的一些改革，而没有彻底对“看病难看病贵”症结进行挖掘治理，是对症治疗，特别是分级诊疗，是对卫生行业存在的不足与弊端而出台的一些补救或整改措施，从宏观来讲，是治标不治本。


　　依笔者之见，“看病难看病贵”之所以作为惯例加上引号与社会民众见面，自然有它的深刻及特殊含义，解释有表里之别，成因有宏微之分。加引号的“看病难看病贵”是表象，是对卫生行业而言，是从微观分析发现它来自卫生医疗行业（重点是基层医疗机构）技术能力差，医疗消费高，不能适应和满足基层患者的诊疗需求，超过了地域患者的支付能力。而分级诊疗亦正是以此为突破口采取“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来治理基层“看病难看病贵”,人为截留多数病人，解决省市大医院的看病难，使其优质资源效益最大化；但在具体运行中，由于利益冲突，基层操作平台数量质量存在不足与缺陷，加上分级诊疗的核心手段--报销比，让许多基层患者进退两难，最终，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只好抛开分级诊疗踏上艰难的求诊之路。


　　这就给人们带来醒示和思考：到底从哪下手，采取啥办法来解决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最有效，最科学，最有可持续性呢？这就需要从政治高度，用战略眼光来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并以此寻找解决办法。


　　笔者认为，从客观实际出发，用客观立场、宏观意向看，看病难看病贵有它的社会原因，一是地域交通闭塞，看病出行难，二是地域经济落后，支付能力差，三是近距离缺乏先进医疗技术。所以，要解决基层看病难看病贵，首先需要政府先行，加大财政投入，改变基层交通闭塞，解决他们的出行难，其次是用政策引导鼓励支持群众提高收入，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提高他们的医疗支付能力，三是加大财力物力，加强支持和完善基层医疗机构的软硬件建设，改善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四是出台政策，用行政干预让优质医疗资源无条件到基层服务，特别是对偏远地区人口较为密集地方，可打破常规，摆脱计划布局与结构限制，建设新的百姓需要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在特殊地理位置建设能让百姓不再远征求医的二级、三级医院，或者将城市多余的三级、二级医院搬迁基层，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民营企业到基层办医，这样，用先进的技术实力和行业诚信，自然就能“截住”许多到省市就医的患者。五是在经济管理上争取做到运筹帷幄，比如，用行政干预来制约基层公立医院的人均门诊住院消费，使其增长幅度不得高于地域CPI,工资收入与当地百姓收入不能有“贫富”差距；试想，如果真能这样，分级诊疗就会自行隐退，基层看病难看病贵就会大有转折。


　　也有人会提出，这需要国家政策支持，需要大量财力物力人力，需要医疗管理机制体制的突破性改革创新。笔者认为，医改大政方针已出台，这需要基层抓落实；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大踏步进步，人的健康是最终目的，也是最突出的重要标志，比如，人的寿命和经济发展速度有关，人的健康、亚健康水平是国与国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发展再快，物质再丰富，如果不重视人的健康，就失去其意义。目前，国家将环境保护列为重要重点工作，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之一，并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指标，就是因为环境优劣直接牵涉到人的生命健康；如今的中国经济已不再“纠结”于重度，而是站在更高层次发展平台上，提质增效，有更多的追求；GDP也不再是中央对地方绩效考核的唯一重要指标；这都说明，人的健康保障有了宏观政策的大力支持。日前，河南省政府下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放宽市场准入，下放审批权限，落实用地保障，拓宽投融资渠道，强化培育扶持，就是用行政手段鼓励健康服务业发展；国家发改委也以219亿元中央投资再为医改打基础。这足以说明，医改再向卫生之外大踏步扩展。


　　因此，应站在政治高度，用战略眼光挖掘出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所在，并对此进行破解，以此解决基层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而单独对医疗行业采取分级诊疗之类的局部改革，不能完全彻底解决基层的“看病难看病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