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还没有过，某著名报社就从北京来到广州要采访我，我很难堪，毕竟是假日中，我只好勉强答应：“顺道来就好，要不节后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严重塞车只好“罢访”了。她要采访的就是基本药物制度的话题。这个话题去年在接受《价值中国》采访时我已经阐述了，那次采访除了对基本药物制度实现的看法之外，我再次强调了我对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观点：公立医院有体制与机制的问题，要解决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问题政府应该首先考虑建设一个良好的医疗保障体系外，要在提高医生劳动价值方面去着眼研究如何形成让医生自觉的抵制大处方，大检查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医生劳动价值，是政府解决民众“看得起病，看的好病”的问题关键！以下是采访的原文，忠于原文作者的价值取向，不另作修改。

　　《基本药物目录》与新药研发

　　价值中国：《基本药物目录》并未将新药列入其中，这将会给现在的医药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廖新波：一种新药进入市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验，以此来观察该新药对于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病或者特殊病是否有效。另外我们国家制定的是基本药物目录而不是涵盖所有临床疾病的药物目录。我个人认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本不会考虑新药和新药研发这一块，而新药要想进入基本药物目录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观察，看这款新药是否能够对基本病有效。

　　新药进入不了《基本药物目录》并非意味着新药就无所作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的《药物目录》，各省是否会将新药纳入当地的《药物目录》，需要医保部门和基本药物管理处评定新药的临床疗效。另外新药在自费药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人们一般认为新药就是价格高的药，但是人民群众是否能够承担得起新药的消费价格依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们要对所谓的新药与旧药有正确的认识。并不是说新药上市了，旧药就无效了，事实是许多很老的“旧药”依然承担着主力军的作用。因此对于新药我们需要作为另一个课题来研究，杜绝改头换面的新药。

　　当然，我们不排除科技进步让许多有效的新药进入市场。新药进入市场一般都伴随者高昂的价格，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新药一般情况下疗效显著，另外这种新药在研发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也较高。比如一些生物药，经过多年研究和反复的实验研制出的产品疗效显著，但是这些药品在市场上并不能供应给所有的群众，因此这些药品就成了特殊药。国家和地方的财力一时还不能将这些刚刚面世的特殊药品作为基本药物提供给所有的人民群众。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基本药物是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要，是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广大群众。

　　价值中国：当前我国在新药研发方面存在着仿制药与改剂药的比例过高，真正投入新药研发的比例失衡。导致国内医药企业竞争力缺失，整个医药产业发展速度缓慢。那么抛开市场因素不谈，从政策层面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廖新波：国家出台《基本药物目录》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通过大浪淘沙，进行市场格局的重新分布。众所周知的是当前我国制药业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制药企业发展良莠不齐。因此对于相对落后的企业则要进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使我国的制药业更加有序、理性。

　　药价虚高的根源

　　价值中国：造成当前看病贵的原因之一是药价过高，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当前药品定价过高？

　　廖新波：导致药价虚高的原因有很多。其一是市场需求，其二是盲目的GDP。药价虚高导致药品产值的急剧增加，这并不是实际生产的产值增加，而是认为提高产值的一种手段。这一现象得以持续的原因之一是以药养医政策这一无形之手在进行牵拉，其利益纠葛之处则在于药品价格越高，医院所得到的15%部分的利润就会越大。这就促使了医院按照市场的利益驱动发展，迫使原来的一些药价相对较低的基本药物则渐渐退出市场，造成了病人用药价格越来越高。这也是市场的残忍之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原来的基本药物改头换面，制造一个新品中出来，出现了仿制药与改剂新药。其三是患者错误的看病心里。群众总认为药品价格越高疗效越好，对于用药普遍存在着便宜没好货的心里。

　　因此造成要加虚高是多种层面的。政府层面、生产层面、销售层面、医院层面和患者层面共同推高药品价格。现在国家出台《基本药物目录》就是要把医院的15%去掉，同时让基本药物降价10%。对于其它非基本药物，目前还没有看到辅助政策促使其降低价格，至于其是否会沿用原来的医药政策，当前还没有定论。医改总的政策是逐步取消以药养医，至于逐步是多长时间，当前还没有明确说明。

　　新医改与医院

　　价值中国：您也提到了新医改的总政策是逐步取消以药养医，解决人民看病难与看病贵的问题。那么此次新医改对医院的影响有哪些？

　　廖新波：如果按照目前已经出台的政策来看，新医改对医院是十分不利的。《基本药物制度》伴随以药养医的取消，对于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来讲，这将是一次重挫。（我是说）如果政府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将会使医院面临举步维艰的状况，带来许多相应的问题。

　　政府在对医院的补偿措施方面依然是模糊不清。政府试图通过一些促使医院自身产生产值的政策来维持医院的生存，比如增加药师服务费。增加药师服务费其实质就是变相的以药养医，在取消以药养医的同时，紧接着出台通过增加医生的劳动价值，提高服务费来弥补医院的损失，增加政府投入的政策。将增加政府投入放在最后，且没有说明政府如何进行投入的问题。这是医院方面所担忧的。

　　如果按照医改的大方向来做，增加医生的劳动价值，同时降低药品价格。那么患者所面临的看病难与看病贵的问题则难以解决。因为药费在总的医疗费用中所占的比例只有40%，取消以药养医政策仅仅去除了药费中的15%的费用。但是增加医生的劳动价值，那么是否会出现患者的医疗总成本不降反升的情况，通过计算则有可能出现。因为降低的部分仅占医疗总费用的15%，100块钱的总医疗费用仅仅减少了15块钱，但是医生的知识价值体现则可能更高。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医保体系的建立。政府应该考虑建设一个良好的医疗保证体系，在提高医生劳动价值之后，如何让医生自觉的抵制大处方，大检查。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医体现医生劳动价值，患者“看得起病，看的好病”的问题。

　　价值中国：您刚刚提到医保体系的建立，那么您对当前医保经费的管理以及使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建议？

　　廖新波：刚才提到了医保体系的建立与健全，但是仅仅靠医保体系还远远不能够解决问题。公立医院的运转机制也应该同时跟上，如果医院依然按照市场的规律去办事的话，一定会走向趋利的发展道路。公立医院趋利直接导致了套保、骗保等欺诈行为的发生。我一直反对医院按项目付费的政策，这是引人犯罪的一个政策。比如有些医院有CT，医生就拼命的开CT检验单，哪些没有CT设备的医院就算是借钱也要买CT，其造成的恶性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现在推广的按临床路径付费的方式更为科学合理，如果政府推行的政策不是以经济为杠杆引诱医生创造经济效益的，则是可行的。

　　在医疗领域，虽然有政府主导与市场相结合的政策。但是当前的情况则是更趋向与市场机制，政府并没有在政府主导方面下功夫。

　　民营医疗机构的信誉

　　价值中国：解决中国的医疗问题，民营医疗机构的作用不可忽略。那么您怎么看待民营医疗机构的信任树立问题？

　　廖新波：民营医院的信誉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民营医院自身的经营规模与经营理念。比如有些民营医院较为急功近利，渴望尽快收回投入；相反有些民营医院则本着治病救人，创造品牌的经营理念在运营。民营医院的信誉受到质疑并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院都是不可信的，就拿当前的广州来说，大的民营医院是值得信赖的，据考察这些大型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真心实意的在做医疗事业。一些小的民营医疗机构，尤其是小诊所的信誉度较差，这是因为他们较为急功近利，利用患者求医的心里赚钱。因此对待民营医疗机构的信誉问题上，即要民营医院进行自律，同时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对民营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还远远不够。当然，政府部门人手不够是原因之一。比如现在广东省卫生厅医政处的人手就较为紧张，让几个人去管地方医疗是很不容易的。因此现在政府对民营医院的监管扮演了救火队的角色，群众有举报就处理。将来随着政府对民营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的加强，民营医院的信誉是可以提升的。

　　民营医院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广告宣传完成的，因此对于医疗广告的监管也需要加强。对医疗广告的监管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工作，同时也需要媒体进行虚伪广告的甄别与审查。比如现在流传的许多改头换面，言过其实的广告都需要进行严厉的打击。

　　价值中国：人们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源于医疗事故的发生，您怎么看现在的医疗安全问题？

　　廖新波：医疗事故的发生不仅仅出现在民营医疗机构，在公立医院里也时有发生。其问题的核心在于怎么样正确认识医疗事故的发生。医疗事故有所谓的“正常”医疗事故与非正常医疗事故之分，所谓的正常的医疗事故是指在医疗过程中哪些预计不到的，医疗工作者尽力挽救的，按照医疗流程进行的事故。非正常医疗事故是不按医疗流程进行的事故，比如所谓的包医现象。因此我们要对这两种事故进行判断，如果从整个市场看，我们的医疗事故并不算很多。医疗事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它不能像企业采用六西格玛去避免产品问题一样来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