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斯的作品《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描绘的是患小儿麻痹症的克里斯蒂娜·奥尔森拖着身子，用腰部以下的肢体，在广袤的玉米田中爬行的背影。画作所呈现的孤寂与坚强让世人感动，也生动呈现了克里斯蒂娜渴望与需求关怀的呼唤和心声。

　　郎景和——妇产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如果你仅仅算一个好医生，就不算一个好医生”。意思就是说，会看病和会治病，这当然很不错，也算好医生，但应该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医生才是真正的好医生，包括对人文的理解，对病人思想感情的理解，对病人的关爱和医生对其问题的解决，当然还包括很好的沟通和宣传等等。

　　我们要敬畏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而己；我们要敬畏病人，他把生命交给我们，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敬畏医学，医学是未知最多的瀚海，是庄严的事业。当今社会的弊病之一就是不知敬畏。

　　我们不能保证把每个病都治好，但是我们一定保证好好地看每一个病。

　　钟南山——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在门诊看一个病人，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数十年的习惯动作是——轻轻地走到病人的床前，拉起病人的手，摸着病人的额头，靠近病人细心倾听。检查患者的口腔时，我会把自己的头凑到和病人距离不到20厘米的地方细细观察。病人这样说我：“他就像那种孩子玩具坏了，他一来就能修好的父亲”。

　　社会依然存在对医务人员的偏见，这是我最大的遗憾。“非典”一来，医务人员就是天使，过去了就是老虎。把少数的人看成是主体，我对这个真的很遗憾！

　　医患关系紧张原因何在？根源还是体制问题，以及30多年的医疗市场化。目前老百姓看病掏腰包多，主要在于国家投入少。我前两天问陈竺部长，到底国家对医疗的预算占GDP的多少，他说实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现在投入是提高了，有可能接近5.5%，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但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投入，中国这个缺口太大。

　　医疗投入我们欠账太多，日本的投入是占GDP的8%~9%，欧洲是10%~12%，美国是16%，我们不到6%。”国家投入不够这个是主要原因，接着才是医生人文思想的沉沦以及老百姓对医疗的认识问题。

　　平常我们讲医学人文，讲得比较多的是医德和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但医学人文精神更深的内涵还应包含技术层面的沟通，这就是医患共同决策。

　　王辰——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医生照顾病人有三件法宝：药物、刀械和语言。语言代表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在疗效中永远超过50%，一千年前是这样，一千年后还是这样。一个医生只有等于和大于病人的人文素养时，在医患沟通中才能争取到主动。

　　对于病人，有些医生会说要是早转过来两三天就好了。他之所以这样讲出于几种考虑，一是推卸责任，治不好是因为病人来晚了；二是蒙骗家属，不对家属讲真实情况；三是无形中出卖了同道，置之前处置病人的医生同道于不义。如果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还怎么取信社会？立尊严于社会？”

　　现在强调医患共同决策，是在以往知情同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决策和作用，这不仅仅是新的名词，而且是一种新的观念，也必然成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

　　姜泗长——耳鼻喉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一次普通的手术中，病人突然出现大出血。由于自己过于轻率，在术前没有备血，造成十几岁的患者死去。孩子的父亲很悲伤，但还是握着我的手感谢，这让我惭愧了几十年。

　　裘法祖——著名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在德国做外科主治医师时，为一个普通妇女做阑尾手术的故事。手术做得很好，但是由于其他原因，这个妇女竟然死在了医院。当时，德国导师看着我，板着脸，说了一句让我牢记了60年的话：“她，是一个有着4个孩子的母亲啊！”

　　我看到一个病人肚子不舒服，就按照我的传统做法给病人做了腹部物理检查，这个病人当时就感动得哭了，说以前他已经看了六个医生，没有一个医生摸过他的肚子。其实我们临床上解决很多问题，如果再给病人心理上的关怀，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

　　张金哲——小儿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接诊时的“四亲”经验是：礼貌亲切、听诉亲切、检查亲切、医嘱亲切。做到了“四亲”，医患冲突就会相应减少。有的年轻医生为了方便主治医生给病人查体，在病房里连招呼都不打就去掀病人的被子，这让我看不惯。

　　60多年前，自己学医时读《柯氏外科学》，扉页上大字印着“先交朋友，后做手术”。可后来新版的《柯氏外科学》扉页上的警句不见了。“患者把命交给一个不肯做朋友的人，岂能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