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不动”到“可移动”,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周期并不算很长,却也即将完成一轮产业周期的因果循环。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生活开辟了第二空间,推动着社会各个领域内的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持的应用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互联网医疗,就是互联网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
其中,互联网医院作为互联网医疗的载体和平台之一,其诞生之初就带着传统医疗不可比拟的优势。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互联网医院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医疗服务模式,赋予了传统医院、医疗服务机构、医生、医疗企业、患者新功能,重构了医疗健康价值网络,尝试着解决“医疗不可能三角”的难题。
2020年新冠疫情令线下诊疗渠道受阻、资源紧张,互联网医院迅速行动。在一线医院奋力救治患者的同时,互联网医院通过线上义诊复诊、医保支付、药品配送等,引导患者合理就医,满足慢病患者迫切需求,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二战场”。
在经历了前期的浮沉后,互联网医院的发展进程已势不可挡。尽管如今互联网医院已经成为我国医疗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医院主导型和企业平台型两类互联网医院的发展路径却仍不明晰。
从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到医院主导型互联网医院,是协同还是竞争?各自又将面临怎样的运营挑战?
互联网医院发展进程势不可挡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互联网医院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类是医院主导型互联网医院,一类是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
医院主导型互联网医院主要以三甲医院为代表,利用本院的医师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则以互联网医疗企业为代表,如微医、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等,通过依托线下实体医疗机构,利用在本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注册的医师开展互联网诊疗等活动。
不论是医院主导型互联网医院,还是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其发展都与政策强相关。随着政策的不断演进,互联网医院的发展进程也不断加快。
2014年8月,国家卫计委(卫健委前身)颁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肯定了远程医疗的重要性,也正式开启了互联网医院的探索。2015年 12月7日,微医与桐乡市人民政府联合成立的乌镇互联网医院开业,成为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当然,在互联网医院的探索期,未出现与互联网医院明确相关的政策文件,互联网医院仅在部分地区出现。
在经历了三年的探索和试验后,2017年,银川作为国家互联网医院建设试点,先后出台了《关于印发银川互联网医院管理工作制度的通知》等数个文件,为银川成为互联网医院建设基地提供政策保障。
2017年3月,银川市政府与好大夫、丁香园、北大医信、春雨医生、医联等15家互联网医疗企业集中签约,15家互联网医院集体入驻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基地,互联网医院由此出现了第一波建设高潮。
2018年 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该文件鼓励支持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互联网医院终于迎来“定音锤”。随着地方政府开始拥抱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院也因此迎来了第二波建设高潮。
2019年,随着互联网医院相关的细分政策出台,网售处方药解禁以及医保支付被纳入互联网医院体系,成为推动互联网医院实现“医-药-险”生态闭环的重要力量。同一时间,获得牌照的互联网医院数量剧增,互联网医院建设出现第三波浪潮。
疫情令互联网医疗进一步发酵,不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对互联网医院的认知度进一步提高。疫情期间,互联网医院呈现出“三多”状态,一是政策推动多,二是建设数量多,三是用户和业务量多。尽管互联网医院行业仍处于初期,但是,其作为“互联网+”医疗健康基础设施的作用已逐步显现。
究其原因,是因为相较于传统实体医院,互联网医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互联网医院作为互联网技术下变革创新的新事物,通过数据和服务双重推动了医疗资源的流动,赋能基层医疗水平,提高了分级诊疗的实施效率,有望打破传统医疗体制下资源紧张、分配不公的难题。
首先,互联网医疗具有医疗资源配置高效性。互联网医院打破物理距离限制,天然具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能力。通过将诊疗从线下转至线上,拓展了医疗服务空间和业务范围。合理引流医生与患者,可以进行精准匹配,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流动,扩大医院品牌效应。
其次,互联网医院具有医疗供给高效性。基于互联网医院,患者可选择图文问诊、电话问诊、视频问诊等多种方式。医生在基于互联网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时候,可以通过碎片化时间和在线坐诊等方式结合,最大化医疗供给及效率。
最后,互联网医疗具有医疗服务高粘性。互联网连接的属性,方便了医疗机构之间、医患之间的长期绑定,具有开展远程医疗、随访、健康管理等工作的天然基因。
一条路径,不同远方
互联网医院的发展进程势不可挡,却并非一蹴而就。事实上,尽管如今互联网医院已经成为我国医疗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医院主导型和企业平台型两类互联网医院的发展路径却仍不明晰。
从时间维度来看,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先于医院主导型互联网医院,它完成了患者在线就医和医生在线提供服务的市场教育,是行业引领者。然而,如今,在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引领下,手握医疗核心资源的传统线下医院纷纷开展互联网医院,医疗服务正式拉开了在线化升级序幕。
从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到医院主导型互联网医院,是协同还是竞争,各自又将面临怎样的运营挑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需要从互联网医院对传统医疗的回应出发。
当前的医疗体制仍是以医疗机构(主要是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为核心,医生、患者、支付这三个参与方都围绕医疗机构,分别扮演着提供医疗服务、寻求医疗服务、提供支付服务的角色。然而,互联网医院的资源配置高效性、医疗供给高效性以及医疗服务高粘性,却为医疗行业提供了探索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发展路径。
以医疗服务供给来看,公立医院体系具备核心医疗资源——医生资源以及完备的科室、设备、医疗运营流程配置,但其对院外场景的医疗服务长期处于鞭长莫及的状态,比如国家一直倡导的家庭医生签约与服务。此外,健康管理是当前的传统医院无法很好解决的问题。
对于传统医院上线来说,当前的在线复诊、电子处方、和在线审方等服务,某种程度上仍然只是一种便民服务,对于医院业务增长的价值较为有限。而不同于医院主导型互联网医院的建设,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发展更多的是由市场需求牵引。
当前公立医院开始规模化建设互联网医院,意味着大部分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核心服务——在线复诊和续方,也将成为医院主导型互联网医院的标配,且公立医院具备绝对的医疗资源和患者流量优势。因此,差异化发展是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必然之路。
公立医疗体系的核心目标是保证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因此很难兼顾到服务体验、个性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而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作为市场化服务力量,天然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诞生,因此能够在公立医院很难顾及的领域发挥作用,比如健康管理,就是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差异化发展的绝佳场景。
当然,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也受到诸多限制,不是仅凭提高医疗服务供给的效率,以及优化医患体验就能做到,而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一是需要相关配套政策的实质性落地。医保和商保将直接推动价值医疗的落地。医疗服务采购方能够对医疗服务供给实施效果评价和过程监控,并基于此进行结算,推动医疗服务合理化发展。
二是需要互联网医院有动力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在线诊疗和健康管理的发展。一方面需要结合医院绩效改革,引导三级医院重心放在高效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上,二级医院及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做好本地患者的常见病、慢性病等基础性疾病的诊疗和管理。
另一方面,则需要从政策层面推动公立医院与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合作。这是因为,公立医院的体制、机制、脑力,不足以支持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医院。但如果互联网医院发展没有公立医院参与,可能就会出现“莆田系”那种没有底线的现象。
从“移不动”到“可移动”,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周期并不算很长,却也即将完成一轮产业周期的因果循环。如今,互联网医院开始被政策认可、逐渐被医院接受,并且开始成为患者咨询就医的重要方式。可以说,互联网医院将要,甚至已经成为医疗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虽然价值初现,但是深度渗透和长期运转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更久的积淀。随着医院主导型互联网医院建设潮的持续推进,以及企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对自身定位和业务发展模式的不断开拓,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医院将在不断提升的渗透率和不断加码的政策支持力度中,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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