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23年修订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9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医疗机构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一是负责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执业登记、备案和校验;

　　二是对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进行检查指导;

　　三是负责组织对医疗机构的评审;

　　四是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予处罚。

　　其实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这充分体现了治国理政理念的巨大进步，也是落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之要求的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举措。此后，国家高层决策机构雷厉风行，通过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来约束政府权力，成为新时期中国改革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令国人振奋不已。

　　那么从政府与公立医院的关系看，政府在监管公立医院中该行使哪些权力，是否该列列清单？

　　事实上，一段时期以来，某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在监管公立医院中越位、错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也是一些地区公立医院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症结所在。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个别地方的公立医院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关起门来进行所谓的改革，而通过明确界定政府和医院的关系来激发医院内在活力这个关键性问题，却完全没有被触及到。

　　不难想象，如果政府监管公立医院的权力运行仍然停留在“糊涂账”的水平上，而不形成条分缕析的“清单”，作为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之攻坚战的公立医院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监管公立医院这项工作中，政府相关部门究竟应该行使哪些权力？

　　例如公立医院的人才引进问题，到底是根据供需双方双向选择的原则进行，还是由相关监管部门步步设卡、层层把关？时至今日，如果医院在人才引进问题上连起码的自主权都没有，是否符合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对医院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再例如公立医院的中层干部管理问题，是由医院党委主导的决策团队考察聘任，还是纳入或变相纳入当地党政干部管理序列，由主管部门甚至当地党政干部管理部门管理？某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将医院中层干部的管理权紧紧抓在手上，其结果不但大幅度弱化了医院对中层干部管理队伍的考察、使用和管理工作，为医院的科学化管理形成了障碍，还在无形中扭曲了医院管理团队的行为导向，甚至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和“逆淘汰”现象的产生。

　　上面所列的问题仅是信手拈来，这类问题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

　　总之责权利相统一是现代管理的基本理念之一，如果医院决策团队手中赖以管理医院的权力被拿掉，如何要他们对医院的良性运行承担责任？医院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由谁来承担？如果把对公立医院决策层的监管，变成让医院决策团队戴着镣铐跳舞，能不踉踉跄跄，能跳出健美的舞步？

　　当然，不是不应该加强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和约束。早在2006年底,当时的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其中提出将实行“医院院长问责制”,这一制度意味着不仅要明确院长的决策责任、运营责任、用人责任以及医院发展的责任,还要明确医院院长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利和医院院长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

　　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后，医院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更加顺畅。

　　同时，政府的权力固然要关进笼子，公立医院决策团队的权力同样需要关进笼子，在这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任何模糊的空间。尤其在医院主要负责人日益成为高危职业的当前情况下，这种监管和约束不仅是对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负责，也是对医院主要负责人个人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保护。

　　但这种监管和约束必须通过完善监管制度、强化医院党组织决策和民主监督等多种渠道来进行，而不是出自一些部门自身的利益考量，把监管范围当成一块蛋糕。

　　一个时期以来，许多地方的公立医院通过完善职代会制度来发挥医务人员的民主监督作用，不仅在监管医院决策团队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甚至大大强化了医务人员的主人翁意识，这些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推广。

　　更应当明确的是，监管就是监管，而不是越俎代庖；裁判就是裁判，而不能把哨子一扔挽起袖子冲下场去踢个你死我活。

　　从政府自身改革的角度看，在监管公立医院问题上开列权力清单，不仅是落实中央关于把权力关进笼子之要求的需要，也是取消政府官员设租寻租空间的迫切需要。是一件无法绕开且迟早都必须去面对去解决的事情。与其等待观望和消极回避，不如审时度势，迅速行动。

　　在监管公立医院工作中开列“权力清单”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将其作为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切入点积极进行主导，或可将公立医院改革引入一片新天地。而卫生主管部门，在这件事情上不仅应该成为摇旗呐喊的助威者，更应该成为身体力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