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能让患者养。让生存和养活问题成为医生和患者这两“类”人相互指责的理由和依据，成为医患暴力“高兴”论以及医疗事故无罪论的社会意识基础，是医药卫生法律政策必须避免的倾向。“以药养医”和“以医养医”，这两种提法都存在把行医者和就医者设计成食物生存法则中两“类”角色的可能性。所以，在国家摒弃以药养医（以药补医）机制的正确决策做出以后，有识之士立即意识到新提出的“以医养医”政策（靠提高诊疗费、护理费解决医务人员收入低的问题），实际上还存在“以患养医”的错误倾向。整体解决医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取消医生靠患者“养”的机制。

　　患者没有意愿和能力养医生

　　从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一般意义上讲，一个人因为伤病等原因，到了医院，成为患者。他的需要只是治病疗伤。他没有掏钱养医生（本文指以医生为主的人员），为医生的生存做贡献的这个现时需要。

　　就医也不是患者可选可不选的消费行为。由于机体运行出了问题，他被迫到医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患者原本属于“被就医”。“养医生”的问题并不来自于治病疗伤的患者个人意愿。

　　生病受伤本身是损失，不能给患者带来财富，不能产生养医生的“食粮”。所以患者没有天然的养医生的能力。

　　以药养医与反捕食

　　生存环境的改变，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的减少，房价和教育费用的上涨，迫使部分医生为了满足家庭生活需要、为了扩大其生存储备，而去捕食和捞钱。在某种机制上，医生图利属于“被捕食”和“被捞钱”。“养医生”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医生选择从医的初期愿望。

　　这样看来，部分医生带着他的患者，在过去若干年里，似乎已经从我们的理想视线里被赶出，到了必须面临生存和养活问题的自然世界。这种“生物链”式的行为，带有的社会痕迹，是“捕食”和“捞钱”的方法具有间接性和隐蔽性，借助了“药品”的掩护。这就是所谓的“以药养医”。

　　在此过程中，“捕食”和“捞钱”的被迫性使得行为的本质不时显露出来，必然遭遇偶发应激式的“反捕食”与“反捞钱”，产生了医生职业的中国式风险。

　　卫生主管部门的高官公开承认，“以药养医”破坏了所有人的尊严，医生目前确实进入高危状态。

　　医患关系问题是个伪命题

　　虽然医生是一种职业，但是患者绝不是固定的职业。所以医生和患者不是各自独立的两大阵营，而是存在隶属关系的。一个人有了就医需要，只有去“看医生”，才被识别成“患者”。患者的角色原本就隶属于医生开展工作的需要。医疗活动终结，“患者”的标识终结。所谓的医患问题，其实只是医疗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家是医疗事业的开办者管理者、患者是医疗事业的受众，国家和患者都是广义医方的组成部分，分别处于医方的两端。

　　把医患关系从医院里拉出来，从医疗行为中剥离出来，放到社会上晒，让医患双方分裂开来，让他们公开角力，是把无问题变成有问题，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的方法。这种做法，毁灭了医疗问题依法解决的渠道，撼动了医疗事业的根基：国家“供养”和保障的根基。

　　伪市场化逃跑了买方

　　学者纷纷指出过去曾经三十年的医改是伪市场化的医改。从市场交易的角度观察，医疗卫生所需品的买入，是医疗机构的开办者经营者的事情。这个市场的真正买方，应该是医疗机构的开办者经营者。公立医院的开办者管理者逃离了医疗卫生市场，绝大部分地甩掉了购买者义务（买单义务）。这样的所谓市场，是没有合格买方的“市场”。它十分生硬地撕裂出“医生”这个假卖方和“患者”这个假买方，使得本为一家的医患成为暗地里的“买卖”双方。这不是人类社会的买卖，不是什么市场，这是上级（医生）违背下级（患者）意愿的“生物链”。

　　“天使”需要养活吗

　　天使，顾名思义，上天往人间的使者。天使是帮助凡人战胜恶魔的，天使不会与凡人争夺尘世的利益，不会窃取、夺取凡人的食粮，不需要凡人来养活。医生，被比作天使。派遣医生帮助伤病民众的，是国家。因而，医生，从其身份上讲，不应该与被他帮助的“凡人”争利益、窃利益、夺利益。医生在被他帮助的病人面前，不应该有捕食的需要和表现。

　　如果非要说医生需要“养活”，那也是派遣者来养活，来配发，是国家的事情。

　　如果国家把规则设计成就医者衍生或者带来医疗的收入，用以满足医疗支出，那就是医疗保险和保障，也不是直接从患者身上找财富、窃食粮。为了不给就医者强加负担，不使就医者被盘剥，这样的医疗保险和保障要由医院的开办者（国家）买单。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任何国家，医生都是神圣的职业。医生和他职业中的患者，不应被撕裂为上下级两“类”，不能被归入生物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