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20年与医改大辩论

　　杜乐勋教授

　　中国医院院长杂志首任总编辑

　　卫生部一二三届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经济学教研室首届主任

　　卫生部中国卫生总费用课题组首届负责人

　　国家科委软科学项目中国医院产权制度改革研究首席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医疗卫生绿皮书课题组首届负责人

　　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中国培训大典”1978-2008中国企业教育培训百强培训专家

　　医改辩论大事记

　　古人云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现在的医学史其实只是下医学史。

　　现在，要开创一门现代中国上医学史

　　现代中国医改史。

　　医改辩论大事记

　　现在有那么一位青年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医改20年大事记》

　　青年人敢于创新精神可嘉，不足处乃第二位的。老汉借其体系表扬批评，希望后来者踏住老汉的肩膀攀登新高峰。

　　中国医改20年大事记

　　恰在此关口，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2003年8月，SARS疫情一结束，卫生部就委派3名官员到曾经最市场化医改的宿迁市展开调查。结果是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于宿迁的医改，卫生部领导最后留下一句话——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此后不久，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甚至还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06年10月12日 作者佚名　山西晚报

　　2004年11月20日，一位医疗投资咨询专家迫不及待地在媒体上宣告：“让医院改革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这太让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的医院改制工作。当时有统计数据说——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这是一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一场盛宴似乎即将来临。

　　老汉的问题

　　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老汉的问题：葛志健的胆子从何而来？谁在支持他？有人说是宿迁市委书记仇和。

　　老汉的问题：谁支持仇和？

　　老汉认为此事需要向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请教。年轻人你的史料层次太低了。

　　老汉的问题

　　吹响产权改革号角的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吴明江怎么敢于吹响产权改革号角？他的胆子比葛志健大多了，是否也可以问吴明江，——“你还是不是一个医政司长？”

　　吴明江不久就离开医政司现在是中华医学会负责人。

　　老汉要问？吴明江怎么敢于吹响产权改革号角？谁在支持他？谁给他泼冷水？为什么她要泼这盆冷水？李鸾清、吴仪均在，年轻人的调查不够深入。听到了唔落吧响，可就是没有找到井在哪？

　　老汉进一步问：

　　李鸾清说了什么话，使她下决心泼冷水？

　　19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

　　对于医改的时间界定，一般从1985年改革算起，但如果追本溯源，启动中国医改的第一句话是：“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此话发表于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此时改革开放刚刚举步，农村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行，而在城市，一切显得十分冷清，钱信忠这时的讲话，显得大胆而前卫。 　　事实上，卫生部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预热”这一改革，当年3月召开的南昌会议，卫生部已经明确要对医院进行经济管理，但真正发动，却一直等到1979年。

　　1980年代：给政策不给钱？？？

　　“当时钱信忠部长、季宗权副部长是主要的推动者，”一位卫生部的老干部回忆，“他们轮番对此讲话，鼓动卫生系统‘放手干’。” 标志性的事件是，卫生部等三部委当年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 “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并且开始尝试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被列为“示范”。 　　对于这一改革，钱信忠认为“对推动医药卫生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但对此持反对意见者，大有人在。

　　老汉说话

　　年轻人跑快了，钱信忠部长事小，学术权威事大。他是中国社会医学的鼻祖。带出的大师兄如杨健伯、梁浩材、顾杏元、朱敖荣、王君乐，戴志澄。小师弟杜乐勋、陈育德、龚幼龙、尹力、刘兴柱、程晓明、罗五金不计其数。还有梁万年、刘远立也是小字辈。

　　钱信忠的经济管理改革是他人生的闪光点。有市场化的思想萌芽，但是，早熟的果子先烂。因为缺乏阳光雨露。但是，他做的是真市场化。

　　医院经济管理改革是中国卫生经济学孕育发芽生长的肥沃土壤。新医改也是，更是。

　　钱信忠是前苏联留学生

　　钱信忠是前苏联保健组织学副博士。

　　中国的卫生部长除了陈竺就是钱信忠他俩是海外归国留学生。

　　什么叫做保健组织学。钱信忠写了保健组织学。医院是最大最多的保健组织。

　　1955年，钱信忠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1927年，中共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钱信忠参加工人纠察队。 193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老汉说话

　　钱信忠的经济管理改革面临两条战线的反对。一个是后来鼓吹不给钱给政策的财政部文行局；一个就是卫生部医政局。拥护者有卫生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支俊波、健康报社长丁有和、计财局局长司更生、何鸿明。当然还有钱的继任者崔月犁，钱的搭档季宗权。季宗权原来是四野大秀才英年早逝可惜可惜。

　　1980十月，钱信忠部长举行卫生系统计财处长医政处长医院经济管理座谈会。老汉应约出席座谈会，钱信忠老部长同意老汉做了三个小时的发言《卫生经济学若干问题》，他在总结时提出，需要研究卫生经济学。

　　老汉讲话

　　财政部不同意结余发奖，理由就是医疗服务是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不能发奖。

　　老汉驳斥他说，马克思认为医疗服务具有生产性，医务劳动创造价值，理应发奖。

　　医政局也不是反对市场化，她们担心经济管理影响医疗质量，增加病人负担。

　　所以，医院经济管理改革规定医院经济指标绝对不许下科室。

　　财政部为什么不能给钱给政策？

　　财政部不能给钱给政策是1987年以后的事情。

　　财政部也不敢大张旗鼓鼓吹不能给钱给政策的政策。

　　当时，政府经济困难，财政部长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于是提出凡是有收入来源的单位都要逐步走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医院是有收入的单位，当然可以不能给钱给政策了。

　　卫生部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财政部这个政策

　　卫生部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财政部这个政策。反对财政部把医院《推向市场》。

　　财政部这个小九九和邓小平南巡讲话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俩回事。

　　财政部的苦衷就是，她们当时仍然是国家财政，而非公共财政。既背着行政事业的大包袱，又背着国营企业单位的大包袱。

　　现在的中国财政今非昔比。现在的财政只对公共物品承担补偿责任。所以温家宝总理财大气粗。

　　所以，李克强副总理强调医疗制度是公共物品，是政府责任。

　　卫生部也有个别人拥护财政部的政策

　　尽管在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实际中情况正在微妙地变化。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一位领导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的大背景是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还不能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于是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时期因此而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从当时的统计数据来看，医院的效率、卫生总量在持续增长，1985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7.9％，并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初，而在农村，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批农村卫生室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据1988年统计，村或群众集体办的村医疗点占35.7％，个体办的村医疗点占45.8％。

　　我知道这个不具名的政策法规司官员是谁。

　　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以江苏省为例，省财政补助占医院工资总额比例，1985 年为60.39％，1988年降至31％。全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统计表明，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做积极性很高，一旦全局铺开时，弊端也出来了。”卫生部原政策法规司的一位领导承认。当时开始出现一系列乱相，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成为当时议论的热门话题。但这一时期的争论并不激烈，”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回忆，“其他部委看到医院服务不好，见到陈部长(陈敏章)时，往往发牢骚，不少人就说，这是市场化不够彻底造成的。”

　　老汉的数据可以证明

　　老汉的数据可以证明不能给钱给政策的政策发生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登峰造极，而不在80年代初。

　　我认为卫生部政策法规司不具名官员提出的《前门堵死，后门不开，我们只好多开窗户透透气》这个《透气对策》是可悲的。是为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

　　而协和改革典型的倡导者陈敏章鼓吹的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是伪市场化改革。要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光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说，陈敏章是好人，言外之意：   好人办坏事。好人没有好报。好人不是好部长。

　　请看下表：

　　政府卫生支出的衡量与评价

　　老汉提俩问题：

　　是谁下令制止医院推行各种形式承包责任制？

　　是谁改头换面用了《管理责任制》？换汤不换药？

　　为什么一包就灵？为什么不搞承包，院长不好当，局长也不好当？

　　1952-2003年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衡量与评价 

       GDP=国内生产总值           THE=卫生总费用          FE=财政支出

　　对上述数据的描述

　　第一，政府卫生投入是当年值；

　　第二，政府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组织的比重反映政府对卫生承担的责任。80年代钱季医院经济管理改革期间达到1%，90年代陈蔡医院承包经营期间下滑，1998年下滑到0.70.

　　第三，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反映政府财政对全社会卫生资源消耗的负担程度。80年代初政府负担程度逐步提高，几乎接近40%，而在90年代却逐步降低，到本世纪初甚至降低到只有15%，说明人民群众特别是病人的负担明显提高。这就是卫生部门医院依靠逐级承包的政策增加病人的疾病经济负担获取经济利益的结果。

　　第四，政府卫生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的%反映政府财政对卫生医疗投入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反映财政什么时候开始勇挑卫生医疗重担，什么时候开始推卸责任不能给钱给政策了。财政部在抗美援朝的50年代不到1%的支持力度，逐步上升到经济困难的60年1%的支持力度，动乱年代2%的支持力度，到钱季医院经济管理的80年代，财政支持力度居然上升到5%，到90年代初高达6%，从医院经济承包年代财政不能给你更多的钱给你一个逐级承包的政策，打开窗户透透气的90年代逐步下滑到本世纪初4%的水平。财政和卫生的这个损人利己的《政策》受到江总书记的严厉批评而改头换面。从地面上消失，进入地下暗箱操作。这就是新医改启动前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状况。

　　专家话承包

　　老汉这个卫生部政策与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对这个政策是发表了不同意见的，在90年代一次专家委员会汇报会上，杜乐勋当着卫生部许多厅局长司长处长的面批评了陈敏章推行的逐级承包政策。在预备会议上，我对承包政策发起猛烈地炮击，委员们大多赞同我的意见，劝我语言和谐一些，给老部长留面子。我的发言比较和谐，简单一句话，经济承包不适合卫生部门实际，建议继续推行技术经济责任制。本来是内部会议，结果被健康报记者蒋树琪捅出去了。题目就叫《专家话承包》。报道了杜乐勋陈敏章蔡仁华三个人的发言。

　　鄙人位低言轻，江总书记位高言重。他看了上海内部大参考刊登上海一位院长批评医院经济承包的文章，立即批转卫生部勒令停止推行各种形式承包责任制。

　　1990年代：大争论

　　中国医改20年大事记

　　1990年代：大争论 1992年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医改在这一背景下再次提上日程。“如果等一二年，其他部门、行业各种产业部搞起来了，甚至你自己的领地都被人家挖走了，市场、群众就不需要你的产品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华东七省市卫生厅局长座谈会上说。”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此时风行各个行业，卫生系统也加入了这个队伍。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 　　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在卫生部内部，政策法规司和医政司成为两种意见的代表部门，按照程序，政策法规司负责起草文件，“那是部长的秘书班子，负责的是宏观思路，而医政司主要抓医院管理，负责的是实务。”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 　　于宗河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他认为经济领域的做法不能简单移植到卫生服务上，“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什么环节赚钱资源就往哪里投，谁钱越多谁就能享受越好的医疗服务，而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 这种争论已经不局限于内部了，他的观点后来发表在1993年12月21日的新华社内参中，呈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

　　老汉说话

　　迟宝兰是医政司司长，于宗和是副司长。

　　蔡仁华是政策法规司司长。陈敏章的大笔杆。

　　《吃饭靠自己，建设靠国家》是另外一个意思。是指把医院正常经费拨款改为各种形式的专项拨款。现在的公立医院不就是吃饭（业务收入)靠医保（政府需方投入）项目靠财政吗？

　　如果公立医院接受财政集中核算，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公益性达标，财政同意核拨绩效工资。

　　政府主导力度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也要充分利用。好得很么。

　　当时的争论无处不在不仅仅在医政司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 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是，这次卫生会议的争论甚至传到国外，哈佛大学教授萧庆伦闻讯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此时究竟医疗界出现了什么状况，导致这么大的争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看出一些端倪。《医药产业资讯》杂志社副社长张浩臣，当时在河南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个乱啊，办民营医院就像办乡镇企业，公立医院就到处合作办专科，医生专家就到处走穴。” 　　1993年投身于医疗器械生意的李益，适逢药品流通渠道市场化，“这医药一放开，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 李益按“行规”，给医生和医院提成，转眼间暴富，积下数千万元身家。 　　医学专家丁会文当时任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业务院长，那时政府的财政补贴已徽家皆鹤苁杖氲?0％左右，像他所在三甲医院情况还比较稳定，但不少中小医院就面临着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境。 　　医院分级管理，正是为了抵消一些负作用，在医政司的力推之下开始实行，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告诉于宗河：“这是一个好办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但分级管理只是技术性的手段而已，如何解决“路线”之争？整个1990年代，市场化的声音，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中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中国医改20年大事记

　　2000年：产权改革的号角 　　2000年的第一个黎明，很多人是在守望中度过的，中国大地到处洋溢着对新世纪的憧憬。 　　也就在这一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 　　这个意见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让宿迁“激动不已”，这也使得酝酿于1999年的宿迁医改名正言顺。 　　五年下来，除两家公立医院，宿迁其他133家公立医院均被拍卖，宿迁政府自我评介“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事实上，早在1999年，辽宁海城已经拍卖了18所乡镇卫生院和3所市直医院，浙江萧山也出售了全部乡镇卫生院，山东的临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开始拍卖卫生院。 　　而这一切主要是财政投入出现不足。政府卫生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从1978 年32.2％下降到2002年的15.2％，24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分析：“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地方财力不愿投入的情况，已经在不断地加剧中国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地方财政卸包袱的冲动，是医改市场化方向的重要动力之一，”一位研究人士认为，“即使单纯从利益格局来分析，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投资商，都是其中的受益方，而卫生部门利益无疑受损，很简单，医院都卖了，管辖范围无疑大为缩小。”

　　产权改革吹鼓手

　　打破公立医院垄断是谁提出来的？

　　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年轻人搞错了，吴明江是医政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不是全国政协，是国务院研究室）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

　　是谁让他吹号的？吴仪还是李鸾清？

　　产权改革的小岗村

　　农改的小岗村在安徽凤阳。

　　中国医改的小岗村在江苏宿迁。

　　老汉为在李源潮仇和葛志健主持下进行的宿迁医改叫好，好得很。

　　有人批评葛志健——“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可他是一个遵循省委市委指示办实事的优秀共产党员。我佩服。

　　我也斗胆模拟温家宝口气

　　批评**不支持市场化医改的卫生部长——“你是我国务院卫生部长还是公立医院总院长？” 你的屁股坐在那里？

　　老汉的角色

　　国家科委软科学项目中国医院产权制度改革研究》首席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医疗卫生绿皮书课题组首届负责人

　　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中国培训大典”1978-2008中国企业教育培训百强培训专家

　　我十分想念好友吴明江

　　恰在此关口，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 　　2003年8月，SARS疫情一结束，卫生部就委派3名官员到曾经最市场化医改的宿迁市展开调查。结果是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获得了一句至今都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政府主导派”与“市场派”的意见不相上下，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于宿迁的医改，卫生部领导最后留下一句话——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于宿迁改革的争议，是两派观点的又一次交锋，最后以搁置告终，此后不久，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甚至还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2004年11月20日，一位医疗投资咨询专家迫不及待地在媒体上宣告：“让医院改革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这太让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的医院改制工作。当时有统计数据说——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 　　这是一块多么诱人的大蛋糕，一场盛宴似乎即将来临。

　　一部分媒体眼中的医改

　　■人民日报：医改千万不能迷失方向 　　我国的医疗体制与西方完全不同，“看病难”的主要根源是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无论是产权制度改革，还是引进民间资本，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让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使“患者有其医”，这个方向不能迷失，这个目标不能偏离。 　　■南方都市报：医改“去市场论”存偏差，医疗福利应更公平分配 　　医疗福利制度改革是引起人们对医疗改革普遍不满的最重要原因，而它显然与“市场化”无关。 　　目前的医疗体制改革如存在问题的话，首先是政府的医疗福利投入过低，或者更重要的是，这笔投入分配不公；其次是公立医院里呈现商业化倾向。 　　■中国经济时报：医改怨声载道，别拿市场当替罪羊 　　“市场化”或许并不适合中国的医疗改革，但据此将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市场”，却有失公允。 　　医改的前提，是要分清楚，哪些事该政府做，哪些事该交给市场。“市场化”不是改革方向，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一切过错的替罪羊。 　　■南方日报：落实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这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如何能从制度和法律上切实落实到每个具体的公民，不再又是一纸空文。

　　摘要

　　无论是产权制度改革，还是引进民间资本，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让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使“患者有其医”，这个方向不能迷失，这个目标不能偏离。

　　医疗福利制度改革是引起人们对医疗改革普遍不满的最重要原因，而它显然与“市场化”无关。

　　。“市场化”不是改革方向，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一切过错的替罪羊。

　　老汉补充：大家看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些人动机何在？想达到什么目的？

　　中国医疗福利制度包括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发生的摩擦被世界卫生组织揪住不放，对我国发起猛烈炮击。她们做了世界各国卫生筹资公平性的排序，把我国排在倒数第三位。我作为中国卫生总费用课题组负责人之一请教当时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上海医科大学陈洁教授，你们在什么时候通过谁在中国什么地方做了筹资公平性调查？陈洁请来世界卫生组织的测算专家，专家承认，她们没有到中国做调查，数据是利用其他参数，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推算的。真是岂有此理。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满足，她们居然出资立项请出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青年人拿了我们测算的数据不做深入细致的政策分析和历史考证就来攻击我国政府医改政策不成功，鼓吹回归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根银针，两包草药的合作医疗。什么目的？

　　我国新医改医疗筹资接近全民覆盖的事实，有力地回击西方某些人对我国人权现状的恶毒攻击。中国医院院长要旗帜鲜明予以驳斥。

　　这个媒体为替罪羊说话

　　医疗市场化的路子没有错，错就错在政府投入、监管不到位

　　《2006年医疗卫生绿皮书》：医疗市场化的路子没有错，错就错在政府投入、监管不到位

　　钟慧

　　杜乐勋按语：写的好！痛快！一位来自医院的人大代表说："医院是代人受过"，我代表院长说，为了人民的利益，代人受过毫无怨言。

　　来源：新闻部18点新闻   2006-05-23 21:06:00

　　记者钟慧报道：

　　"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课题组发表《2006年医疗卫生绿皮书》：医疗市场化的路子没有错，错就错在政府投入、监管不到位。

　　没有正确有效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句"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可谓在全国舆论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该报告直指，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课题组推出了2006年《医疗卫生绿皮书》。

　　"绿皮书"对于医改不成功的原因有着不同的看法。该书认为，把医改出现的问题归之于市场化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我国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更多的不是因为引入了市场机制，而是没有正确有效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政府主导有三个"不到位"

　　该书第一主编杜乐勋认为，政府主导有三个"不到位"，其中，最为要命的是投入不到位。现在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严重不足。卫生部门经费不够怎么办呢？就靠卫生部门自己赚。卫生部门的钱从何处来？就是"不能给钱给政策"，从病人那里收来的。

　　"医院是代人受过"

　　杜乐勋这样描述"不能给钱给政策"的执行过程：财政部门说，卫生部门不就是缺200亿元吗？我给你政策，你多收200亿元不就够用了吗？卫生部门不服，我要得到200亿元的纯收入，就必须多收1000亿元。正是有关部门"给政策"，卫生部门多收了1430亿元。结果是，既增加了医药产业的销售额，增加了医疗器械产业的销售额，财政部门200亿元又不用给了，皆大欢喜。

　　原来如此。无怪乎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一位来自医院的人大代表说："医院是代人受过"。看来，那个"人"就是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