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卢意光律师1月8日的《“互联网+医疗”所涉法律问题的误解》一文后，笔者于1月9日写了小文《卢意光律师<“互联网+医疗”所涉法律问题的误解>一文的一点商榷》。随后1月23日卢律师有文《对远程会诊的进一步探讨（兼与胡晓翔老师商榷）》，“逐一回复”了我的“两点意见。诵读再三，不揣浅陋，有异则议，议是为了进一步学习，再与卢意光律师商榷一把。

　　我《一点商榷》里的第一点意见是“卢律师的‘申请会诊’之说不确”：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卫医发〔2014〕51号）定义：“远程医疗服务是一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邀请方）邀请其他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受邀方），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以下简称信息化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远程会诊是远程医疗服务的一个项目。可见，不存在“申请”，只有“邀请”。

　　卢律师回复是：“申请会诊”还是“邀请会诊”？其实，这两种提法，都不是我的原创，前者见于《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后者见于《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因此，不予详述。

　　这里，还真的不能“不予详述”。

　　《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卫办发[1999]第2号）发布于1999年1月4日，而《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卫医发[2014]51号）发布于2014年8月21日。后者规范的“法域”明显大于前者。国家卫计委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的解读》阐明：“随着远程医疗服务的广泛应用，国家层面需要对远程医疗的管理规范、实施程序、责任认定、监督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促进其健康发展。”即，《意见》并非简单地重申一下《通知》炒炒冷饭，这是与时俱进之需。《解读》说“原卫生部1999年1月4日印发的《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卫办发〔1999〕2号）…的管理要求已经不能适应当前远程医疗服务发展的实际要求。为推动远程医疗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了《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因此，我理解，如今谈论远程医疗服务，可能得以《意见》为准了。设若此论得立，那么，我们只能“邀请”其他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受邀方），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了。“邀请”一词，也与2005年7月1日施行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保持了一致。

　　我《一点商榷》里的第二点意见是“邀请会诊的医疗机构是主要责任主体”。我以为，对于如何组织实施远程医疗服务，《意见》有明确的规定：“邀请方具有患者医学处置权，根据患者临床资料，参考受邀方的诊疗意见作出诊断与治疗决定。”这就明确了，受邀方的诊疗意见并不具有拘束力，只是“参考意见”，诊断与治疗的决定权或者说责任，恒在“具有患者医学处置权”的邀请方！也就是说，受邀方的意见即便是错误的，也该由邀请方斟酌剔除，否则，被接受并据以“作出诊断与治疗决定”，过错就在邀请方，邀请方承担侵权责任，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所以，对于患方而言，直接与患者缔结医患关系的邀请机构的责任主体地位，是不因邀请而消除的。

　　卢律师的回复是：“基层医院之所以进行远程会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身知识、技术或设备局限，无法对某些专业问题作出判断，才寻求上级医院的帮助，在上级医院给出会诊意见后，基层医院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能力甄别其正确还是错误的；另外，有些过错很明确，其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受邀一方，如果这种情况下，还由邀请方承担责任，显然不公平，与情理法相悖。”

　　卢律师的分析，抛开“远程医疗服务”这个特殊的方式来讲，是正确无疑的。但是，具体到这个需要国家最高卫生计生行政当局专门一再量身制作“规则”的服务领域，就得就事论事，绕不开《意见》的明确的规定：“邀请方具有患者医学处置权，根据患者临床资料，参考受邀方的诊疗意见作出诊断与治疗决定。”为何如此规制？笔者揣摩，是文件制定单位考虑到“远程”这个途径的先天局限性，即，属于隔山买牛，被邀请方的望闻问切、视触叩听这些诊断学的基本技能受到很大的削弱，乃至于完全不可运用（例如切诊、触诊），自然，他的意见也就只能谨供“参考”而已啦。卢律师举的肿瘤良恶性的例子，正说明此问题，在没有病理诊断的情况下，被邀请的医师无法触诊、叩诊、听诊，他怎么能可靠地“远程判断”肿瘤的良恶性质？

　　介乎“面诊”与远程之间的“医疗机构之间运用信息化技术，在一方医疗机构使用相关设备，精确控制另一方医疗机构的仪器设备（如手术机器人）直接为患者进行实时操作性的检查、诊断、治疗、手术、监护等医疗活动”，《意见》说“其管理办法和相关标准规范由我委另行制定”，是十分慎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