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已有28年历史，一直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反复摇摆，而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医患矛盾却日益突出。中国的医改究竟难在何处？

　　11月16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红枫路校园，曾经在美国参与了第一个全民医保改革（麻省）方案的研究起草和中国新医改方案起草工作的蔡江南教授，就中美医改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作了题为“医改为何如此步履艰难”的专场报告会。

　　美国医改也艰难

　　蔡江南教授曾经在美国麻省卫生厅工作了十三年，参与了第一个以州为单位的全民医保改革（麻省）方案的研究和起草。

　　据蔡江南教授介绍，2006年，当时麻省推动医改法案通过的州长就是后来和奥巴马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罗姆尼。

　　由于麻省是民主党的地盘，其医改法案带有很强的民主党的“烙印”，后来麻省通过的医改法案成为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医改蓝本，其理念和主要设计都是一脉相承的。

　　奥巴马医改的主要目标是对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扩大医保覆盖面，逐步实现全民医保；同时对于已经享受医保的人，改善医保的安全性和医疗质量；并力图控制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

　　法案强制要求所有就业人员购买商业保险， 65岁以上的老人和穷困者的医保则由政府兜底，由公共医保承担。

　　而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和共和党却不得不走上了“狙击”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道路，医改法案也成为了美国两党政治斗争的博弈工具，几次闯关都险些流产。

　　2010年3月，美国医改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失败反复，奥巴马医改法案获得通过，终于迈开了实现全民医保的关键步伐。

　　中国医改方向徘徊，道路艰辛

　　蔡江南教授表示，“美国人的医改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奥巴马医改方案就达3000页之长，而中国的医改方案表述则较为笼统。”

　　在蔡江南教授看来，美国的医改难在法案的通过上，具体操作起来相对比较清晰。而作为09年新医改方案（草案）的撰写者之一，2006年回国后在复旦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的蔡江南教授至今还记得，当时有关部门要求撰写的医改方案不能超过一万字。

　　“一万字能说清楚吗？汉字的博大精深为方案的理解和实施造成了不小的障碍，中国医改首先难在了医改方案的可操作性上。”

　　由于医改方案表述较为笼统，新医改4年下来，在上下求索中一晃而过，而新医改方案中提出的要在3年内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梦想，则被民众怨声载道和医患冲突愈演愈烈的现实戳破，卫生主管部门所做的一项“八成群众认为看病容易、便宜了。”的调查结果则成为了娱乐新闻。

　　在蔡江南教授看来，除了笼统的医改方案，医改方向上也出现了问题。在几年宝贵的医改光阴里，有关部门为了部门利益而大包大揽，一味地强调只有中国才有的特色名词“公益性”，也让医改走了不小的弯路。

　　“虽然政策上说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最重要的医疗资源--医生却管起来不放，医疗机构规划设置上也存在歧视，让民营医院开到偏远的郊区去；利润丰厚的也不放，却鼓励社会资本去做一些利润不高的养老康复产业，这和许多国家兜底、让利的做法截然相反。”蔡江南教授如是说。

　　令蔡江南教授感到欣慰的是，国务院出台的40号文件让他看到了改革的曙光，“市场”的重要性开始回归。

　　“依靠既得利益者推动改革的希望不大，但如果政府出于经济改革的大局出发，推动医改走出突破还是有希望的，8万亿的健康产业蛋糕有可能成为医疗改革的最大动力。”

　　有趣的是，据了解，该文件起草者是国务院医改办从发改委并到卫计委后，留下来的一些官员和学者。

　　而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的定调和卫计委发言人毛群安的“医改有人想走计划经济老路”的发言，在蔡江南教授看来，医改偏离的方向正在回归。

　　“大家观点不同也可以坐在一起探讨。”在蔡江南教授出示的一张拍摄于年初中欧北京校园研讨会的照片中，吴敬琏、李玲、许小年、顾昕、蔡江南、刘国恩、朱恒鹏等持“市场化”、“政府主导”和“公益性”等迥异观点的学者坐在了一起，就医改问题进行探讨交流。

　　此外，蔡江南教授还表示，政府关于医疗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2020年将达7%的规划目标还是较令人满意的，毕竟看病贵首先就是政府投入不足惹的祸。

　　医改首先应解决医生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每7名医学生只有1人会最后选择做医生，还没有考虑退休补缺的因素。为什么？因为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医生，在中国却成了弱势群体。”蔡江南教授如是说。

　　据一位三甲医院院长向蔡江南教授透露，目前国内医生的收入分为白色（合法）、灰色（红包）和黑色（回扣）三种收入。据该院长了解，其中合法收入仅约占10-20%左右，而黑色收入占比则取决于医生的胆量大小，胆大的能达到40-50%.

　　一位医生网友则表示，“这一数据其实对于一些医生来说还是保守的。当然，数据也许只是平均数，对于大多数低年资医生来说并不客观。”

　　在蔡江南教授看来，医生合法收入偏低是由于医疗服务的价值得不到合理的体现，通过非法途径才能获得本应有的、有尊严的生活，其根本原因则是以药养医的体制。

　　数据显示，中国卫生总费用仅占GDP约为5%,远低于欧美等国，而仅药品花费就占据了半壁江山。对于这一数据，一位到场的药企高管都表示震惊。畸形的医疗卫生体制导致大量医学生流向了医药企业或者干脆转行。

　　最后，蔡江南教授表示，“最好的人才成为医生，全世界都是这样，中国也应该是如此。医改不解决医生的问题，其他都是在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