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知晓的，别人想必都知晓。其实未必。

　　然后，我以为我来说的，别人想必都不知道。可能又错了。

　　为不免寂寞，还是说说……

　　历史上，时不时通过战争以及战争所建立的政权，对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分配。在政权建立之后，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建设时期。概莫例外。

　　我们建国后，也经历了这个社会财富再次分配的时期，进入到了稳定的社会经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的经济形势和成果，举世瞩目。

　　当然，也发现些问题。

　　比如，在解决了“先富”的问题之后，如何面对“共同富裕”的问题。——“先富”的政策，让一些“聪明人”和“勤快人”有钱了。这其中，有一些钱肯定是在不规则的发展环境下赚的。要不要回头算账？

　　如果先富的钱，被直接分给穷人，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此后还有谁有积极性去创造那些先富部分的财富？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明确的问题，就是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共同富裕不是大家都一样有钱，拥有一样的财富、私人财产！——而是大家在基本的生活物质层面，享有国家“相对富裕”的保障。

　　好了，这方面我不说太多，因为要引入正题。

　　人总有生老病死，社会生活的一大保障，就包括医疗保障。如何让老百姓享有相对富裕的医疗保障，就不得不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搞社会办医。

　　为啥？公立的效率低下，快速增长的就医需求又无法满足，于是引进民营。

　　或许大家的心情比较急切，或许是医改的步子不够快，民营资本据说遇到了很多玻璃门。玻璃门，不仅包括政策的细化落实，也包括资本所有人的心理障碍和担忧。——后者很少人提及。

　　视线不妨放宏观，来看整个经济的问题。解决先富和共同富裕的问题，如果通过税收来平衡，通过慈善来调节，则是好的。但是，就怕现在光有一个“杀大户”的心理，容易让经济很糟糕。

　　改革开放后，存在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私有资产被官员黑掉的事情，这两个方面共存。而且，前者可以通过反腐来解决。后者，至今无解。

　　比如，某知名企业家的事情，在某省的贿选事件被揭发后，现在也浮上了台面。当时国有资产股份化，企业发展，后又被政府权力直接收回。此类事件屡见不鲜。

　　某省的酒厂，也有类似的例子。企业不行了，就吸纳民营成分，让民间的企业家和民营资本都进来。但发展好了，又容易割羊毛。具体做法有安排政府官员去做企业高层，进人插手，办事插脚，结果，事不得人，人不尽事，几下子就把累积的好形势搞没掉。

　　因此，反观医改，若也有类似的思路痕迹。就很值得警惕。

　　公立引进民营，主要是2个思路，一个是参股，一个是民资独立办。参股这事，基本是政府掌控。民资独立办，也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用地条件、执业牌照、行业规则、人员准入来限制。也难怪某些民营的短视！因为环境不允许他们去做长期收益的事情。反而坑蒙拐骗是更现实的选择。

　　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一是公权力没有制衡。二是私权没有保护的底线和长期规则。这两者也发生相互作用。因为公权力野蛮，私权就被倾轧。因为私权无法通过某种组织来凝聚，也就无法与公权抗衡、谈判。

　　社会财富分配的游戏规则，一是税收。二是补贴和转移支付。三是慈善事业。总体的目的无非：一是，让勤快的、聪明的人得到应有的回馈；二是让因客观环境而陷入困顿的人，得到必要的扶持和补偿；因为这是一个生态链——草没了，羊少了，最后狼也会死掉。三是，让有善心有能力的人能放心地做好事、把事做好。

　　言多恐失，就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