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医院有一个病例，一位36岁的百老汇歌剧院的作曲家因胸口疼到急诊室求医，心电图和胸片正常，过了一段时间，病人的症状减轻了，医生让他回家。第二天，病人突然在家中逝世，尸解的结果是病人患有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死于主动脉破裂所造成的大出血。翌日报纸头版头条刊登这段新闻，医生简直成了杀人凶手，被千夫所指。后来病人的父母把医生和医院告上法庭，我不清楚这个审判过程。不过主动脉夹层瘤的诊断是靠增强CT，每个胸痛的病人都得接受这些诊断技术来避免误诊的话，美国人根本无法承受得起这个标准下的医疗费用。最后陪审团的裁决是，由于这种病例太罕见，病人的症状和体征不明显，误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医生不必为病人的去世负责任。

　　在美国，裁定有罪或无罪是陪审团的事，而具体量刑是法官的事。陪审团权利巨大，大到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而充当陪审团的都是普通民众，他们没有法律背景，一般也不具备官司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他们是法庭随机挑选，然后由律师来取舍。他们五花八门，肤色各异，文化知识更是差别巨大。美国最强大的职业莫过于律师行业了，这群势力巨大的人为什么肯接受一群“外行人”来做“法官之上的法官”呢？就是理解赞同这个制度的人，也从来不认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因为所有的“法治”都有“人治”的困惑--立案，审理，判决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如果这些人太固定，就容易被人操控。而随机产生了陪审团就大大减少了被操控的机会。一个知识有欠缺的人比一个腐败的人更可靠。这些人固然缺乏法律专业知识，但陪审团制度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话，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断是非。

　　相信中国的很多医生朋友担忧--这些陪审团绝大部分不是医生，他们在判决中是否会同情患者呢？正如同很多中国的患者认为医疗鉴定由医学专家做出，难免“官官相护”而对医生产生的不信任一样。我也就这一问题问过我的美国同行，他反问我陪审团偏袒患者对于他们自己、对于美国民众有什么好处吗？一个不公正的判决伤害的肯定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如上述案件，如果法庭判医生败诉，那医生以后肯定会给胸痛的患者行增强CT检查，这无疑会大大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在法庭上，医患双方自然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但这并不是什么敌我矛盾，在更多的时候，医患双方是需要合作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一个判决而让医生生活在法律诉讼的恐惧之中，这对患者来说不是好事。谁会去做这种傻事？理性社会不会，但在医患矛盾尖锐，人们丧失理智的时候，那种损人不利己的判决是有可能的，不为别的，只为报复！如果情况到了这一步，那就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在美国的法庭上，没有同情弱者一说，公平公正是对弱者最大的保护。

　　美国人很崇尚 “程序正义”。如果在判决还没有做出之前，双方就对可能的判决有了疑问，那这样的判决就失去了公平、公正和威严，审判是来解决问题的，而这样的审判只是在制造问题。比如中国的医疗事故鉴定，目前的状况就比较尴尬，如果鉴定结果对患方有利，那患方肯定接受而医院又无话可说--你的同行都说你错了，你还有何话可讲。如果结论对患方不利，则患方不接受鉴定结果而医院又无可奈何--你们是同行相护，有暗箱操作。一个先天不足的制度，注定了在执行的时候充满了坎坷，医患双方都有理由认为自己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为了让审判结果更具威严，在判决之前必须让控辩双方就审判程序达成共识，无论结果如何双方都必须接受。其实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专家证词都是判决的重要依据。所不同的是，美国的专家证词是在法庭上公开做出的，是要接受对方的严格质询。而中国的医疗事故鉴定则是医疗专家在密室进行，这就难免让人产生各种猜测。

　　一句话，玩游戏要守规则，要输得起。另一句话，要想让别人守规则，规则得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