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带来的潜在社会冲突，我们必须化解，化解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

　　医疗体制改革，对发达国家而言，也许只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而对于中国而言，其成功与否则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因此，与往年主题多围绕医改本身不同，今年的论坛主题向外延伸至公共治理，我们团队的研究也在向公共治理方向转型。在此背景下，我想结合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谈谈社会保障对于社会融合的作用。

　　一、盛世阴影：不平等扩大与阶层固化

　　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发展，中国创造了一个人类社会的奇迹，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从老百姓生活水平角度看，现在是中国三千年以来最好的时代，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代。

　　盛世之下，总有阴影。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文献证实，同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当中国社会的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社会必然会走向阶层分化，并逐渐固化。大量社会学研究指出，当今中国社会就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掌握程度而言，已分化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村居民等。根据各阶层人口比例来看，整体分布呈金字塔状，所处阶层越高，人数越少。换句话说，仅占人口总数13.6%的四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掌握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其中，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又是这四大阶层的主体。

　　其次，具体就经济资源而言，阶层之间与阶层内部的分化是十分明显的。李实教授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如果按照家庭人均财富多少将人口等量划分为十等分，财富拥有量最少的10%人口，即大约最为贫穷的1.37亿人的财富总量仅占居民总财富的0.4%，而最富有的10%人口，却拥有这个社会将近一半的居民财富（48.4%）。再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多寡划分为十等分，人均收入最高的10%人口，其财富占社会总财富比重为36.1%，财富收入比为7.9。结合前一数据说明，收入最高和财富最多的人群并非完全重叠，各自取得收入的方式和财产持有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可以依此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当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主要是科研人员、专业人员和职业经理人这样的人时，社会发展是充满潜力的；而当收入最高的人群主要是依靠资产收益如股息、利息和房租等获利时，社会经济的增长将处于缓慢阶段。根据以上数据，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仍呈良好态势。或许会有人反驳称，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就已经有了社会分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即国家干部、工人、农民、以及盲流（没有正规职业的人）。但需要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阶层分化，仅局限于阶层之间，阶层内部还是相当整齐划一的，同一阶层内部不同家庭间的生活水平差异，主要取决于家庭内部抚养比率的差异。而现在的情况是，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分化都十分严重。对比前述财富、收入指标在2002和2013年的变化，我们可得出，中国各社会阶层间的财富、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持续扩大。

　　此外，我们进一步发现，比社会严重分化，不平等不断扩大更糟糕的是，阶层之间还在逐步固化，低阶层家庭上升渠道明显变窄。换句话说，如果仅仅只是阶层分化，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流动的希望还是有的。然而现实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你的出生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你的命运。这一点反映在教育上，尤为明显。大量实证文献证明，985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重越来越低，八十年代靠高考改变命运、靠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效应越来越弱。在此情况下，那些怀着阶层流动梦想、又屡屡被现实打击的群体，其怀疑和不平不断累积，潜在社会冲突的产生就难以避免。

　　二、全面转型：社会融合的大背景

　　如何化解由阶层分化所产生的社会风险？主流的看法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的最优资源配置作用，实现更多的经济增长与财富创造，因为只有更多的增量，才能带来更多的福利提高。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我们需要注意，市场经济能带来财富的增加，却不一定能带来不平等的减少。因此，为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缓解阶层冲突、促进社会融合与稳定发展，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亟待考量。

　　首先，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分工越来越发达，合作协作的边界也在不断扩大，就业形式日趋多元化发展。在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人口高度集聚的情况下，居民开始产生越来越多且又高度差异化的需求。需求刺激供给，各类新兴职业如美甲、宠物代养等在城市地区大量出现。同时，由于交通建设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扩展，就业范围扩大，自由就业群体增加，机构日趋小型化，如淘宝店对百货公司的替代，以及市场分工朝精细化发展，例如大小公司的非核心业务不断外包。医疗行业的发展也将符合这一趋势。我的预判是，中国公立医院规模必将走向缩减，除了核心医疗业务外，所有的业务都将外包出去，医院最终只有品牌和核心团队是组织内部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坐拥1万张床位，成为宇宙最大医院，只能是旧体制的结果。这种就业模式变化将会极大地冲击传统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缴方式。

　　二是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的解绑，一下子将长期锁在土地的农民释放出来，大规模人口流动呈常态化发展，给以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反弹压力。短短30年间，2.7亿农民工的出现，并非一个正常现象。一方面，他们的到来，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以及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另一方面，城市却并没有为他们做好社会服务保障，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保制度建设迟缓，大量农民工在城市无法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据统计，仅有不到20%的流动人口参加了打工地区的城镇职工保险。蔡昉教授的研究发现，农民工40岁起就将逐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那么据此推论，第一、二代农民工已经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第三代农民工也将很快跟上。那么，老去的农民工群体该何去何从？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农村养老？想留城市，留的下吗？城市接的住吗？想回农村，回的去吗？如果真的大规模出现“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个群体将会走向何方？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令人无法忽视。

　　总结以上，面对经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实现全面转型、构建创新型社会，是当下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经济增长要抓，以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另一方面，维稳任务要做，公共治理要积极转型，阶层冲突要调和，以减轻发展阻力。防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撇开经济增长任务不谈，仅讨论社会转型。如何推动公共治理模式转型，以促进社会融合呢？我认为，重建社会信任网络是其中关键要素之一。我们国家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信任的大规模丧失，从而使得社会治理面临极大的风险。传统社会的城市治理主要依赖单位制，单位内部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网络。人生活在单位中，生老病死都受单位保障，单位给你发工资，包你的医疗养老，还解决你孩子的教育问题，另外还有工会主席、妇联主任关心你的家庭稳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