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结构与信任网络，日益动摇此前维持多年、稳定运行的单位制治理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单位制将个体划入不同的单位体系中，并“垄断”提供其一切的生活所需，最终搭建出一个纵向等级制的单一社会网络；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就业选择自由化，就业样态多元化，社会服务多元化，人际交往社会化，单位不再是个体生活的唯一选择，社会交往的场域和形式呈多维化发展，社交规则和信任关系被不断打破与重构。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很多传统上根本没有过的，新兴的各种各样的场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认识新的朋友，微信、微博开始无处不在，你跟朋友的交往越来越自由随意，你想聊天就聊天，想消失就消失，个人与社会结构间的自由被无限放大，社会信任网络逐渐重构。

　　这一变化又会对社会阶层和社会稳定产生何种影响呢？目前又是在如何应对的呢？我认为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如此前所述，社会阶层总体呈现分化和固化趋势，既得利益阶层切走了大块改革果实，下游阶层向上流动日趋困难，平等公平的利益诉求若无法满足，自然会引发社会冲突。例如，2003–2016年的十多年间，机关事业单位获得大量财政投入，工资水平、医保水平和养老金待遇连年上涨，体制内外差异急剧拉大。对此，政府连连出招，推行高压反腐、住房制度改革、公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等等，以尽量调和阶层间利益冲突。

　　二是由于市场经济和城镇化，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前面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阶层之间大范围的流动现象。而阶层的流动，必然伴随着利益的调整，有人将从中获益，有人则相对失利，社会冲突也由此产生。很普遍的情况是，有许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努力奋斗，或是高考、或是打工、或是创业，成为了城市新兴的高收入或者中产阶级。而那些有着北京户口、上海户口，曾经的国企职工突然发现，市场化的浪潮下，他们社会地位下降了，甚至还失业了，他们感到失落、不平衡、还有对新阶层的愤恨。于是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流动人口拼命要求高考要公平，外地孩子可以参加北京高考，北京人却一步不退，坚定维护特权，这种冲突难以调和。而这种现象绝不是中国特有，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英国脱欧、川普当选，其实就是资源、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全球流动带来的反制性反应。

　　三是阶层间利益的冲突，还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潜在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中国财富收入十等分中的高阶层完全具备了国际间转移财富的手段，如果这一部分人的利益预期无法稳定，就会出现大量的财富外流。不一定是实际财富流动多少，只要有流动预期，风险就自然产生。2016年，在人民币并无现实经济层面贬值基础的情况下，却发生失控性贬值，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收入人群预期的变动。

　　结合以上种种分析，我们发现，转型期的中国，发展任务艰巨，即要维持经济增长，又要保证社会稳定，所以，促进社会融合势在必行。

　　三、社保制度：社会融合的重要基石

　　什么是社会融合？简单来说就是，在贫富差异巨大、社会阶层固化的社会中，构建出一种国家共同体的存在感和认同感，让全体国民相信、认同国家的存在及其其核心的价值取向，由此产生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完善社保体制建设，就是实现社会融合、构建国家共同体认同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社保制度等于为社会划了一条底线，或者说架构了一个兜底的安全网，保证每位国民都不会落到底线之下。让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都能维持最基本的尊严，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不会因病致贫，不会流离失所。这种格局下，即使社会有各种不公，人分三六九等，收入差异巨大，但基本的生存和尊严都有保障、社会冲突就不至于极端化发展。

　　就具体情况而言，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差异巨大，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分必要。然而，知易行难。第一头拦路虎是筹资。现有的两大筹资渠道，一是雇主与雇工共担的社保缴费。现有的缴费机制明显不公，企业及其职工社保缴费负担太重：养老28%、医疗8-12%，加上工伤失业生育三险，社保缴费超过40%；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保则由财政负担，养老交40%，医疗12%，压力也很大，而这些财政负担大部分又以税收形式转嫁到企业和消费者头上；与此同时，花费大部分医疗费用的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高，却不缴纳任何医疗保险，存在明显的代际不公。第二条筹资渠道是由税收支撑的财政补助。财政向大家征税为社保筹资，本应该是富人多交钱，补贴穷人。然而，中国现行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70%税收来自于间接税，则是在让穷人来补贴富人。因为间接税（如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的一大特征就是穷人纳税比例高，富人纳税比例低。例如，你年收入是1万，全部用于消费，交了5%的营业税就是500元，占总收入的5%，我年收入是100万，消费十万，比你高多了，但是我交的营业税是5000元，仅占总收入的0.5%。通过财政为社保筹资，就需要改革税制结构，走向直接税为主体。

　　第二头拦路虎是现有分地区统筹的医保和养老制度，根本无法适应常态化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现状。其中，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2.7亿农民工群体。他们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阶段，来到城市，建设城市的同时，还给城市缴纳了社保。城里人很清楚，农民工年轻，不生病、不敢生病，也不舍得看病，社保缴费，大部分让城市户籍人口花费了。等农民工老了，城市再用高昂的生活成本让他们离开。这如果大面积地成为现实，则是城市对农民的第三次剥夺。第一次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把农民锁在土地上，拿走全部农业剩余，支持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农民工进城，低廉的收入，恶劣的工作环境，被歧视的社会地位。太明显的社会不公。“事不过三”，不能过三。

　　我们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发现，以上社保不公平现象大量存在。发达地区通常都有很高的抚养和大量社保结余。例如厦门职工保抚养高达12.5，即12.5个在职职对一个退休职工，其中大部分在职职工是欠发达地区流入的农民工。厦门退休职工，绝大多数是本地户籍，享受极高的保障水平。这样好的保障待遇，目前承担缴费义务的农民工退休时能否享受？我们不敢确定。年轻时不生病，享受不到，老了城市生活成本高，不得不回到家乡，留在大城市的城职保能保障他们吗？更让人担心的是，当他们回到农村，他们在老家交的新农合，又被老家的公立医院花光了。南平、毕节等贫困地区的新农合基金接近穿底的事实，昭示着这种可能。

　　这种“只做贡献，不拿回报”的事，谁也不愿意干。我们已经让农民工干了，这会不影响看得见的未来的社会稳定吗？显然不可能。他们会发现，也一定会有人会提醒他们，为什么、凭什么要让他们咽下了这个苦果。千万不要低估这个风险，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明显提高，还有高考扩招后倾家投入读了三本、原指望改换门庭的农家子弟，也大量成为农民工的骨干，他们熟读政治经济学，熟悉劳动法，他们对社会公平的诉求明显超过第一二代农民工。只有顺应他们的公平诉求，才能有效实现社会融合。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第一，要坚持这一制度；第二，要尽快完善这一制度，构建全国性的制度架构。以适应流动性的创新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融合；三、必须尽快启动筹资体制改革，公平和可持续性是首要考量，筹资层次的提高要尽快纳入日程。经办层次则需认真设计，因为经办效率高低与分权结构有关，中国太大，全国统收统支是不可能保证效率的，分级管理的体制要创新。四、必须尽快启动公立医院改革，去编制和去行政化不能再拖延。否则医保资金会继续被大规模浪费，继续带来扩大而非缩小收入差距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一定要认识到，社会分层带来的潜在社会冲突，我们必须化解，化解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而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必然要求我们进行社会、公共治理的转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