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疗机构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努力希望获得医保定点。但其实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医保没钱了，民营医院的春天才真正到来。很多办民营医院的老板应该知道， 90年代到2003年，是我们民营医院发展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济困难、政府没钱。经济困难的时候政府才意识到民营经济是重要的力量，才会开始扶持民营经济。一个好消息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政府又开始没钱了，最近出台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的意见，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所以民营医院没必要因为没进医保而沮丧，而是要看清楚国家经济大形势，保存实力、相机而动。

　　3. 追求规模还是创新合作？

　　现阶段，公立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通吃，虹吸基层和民营的患者、医疗资源的情况十分严重。虽然三甲医院已经这么强势了，但却还在不断地扩张规模。我不否认医院做大规模是有好处的。现代医学分科很细，患者来医院看病，一个医生不会看可以找另外一个医生，总比跨院找医生方便，所以从分诊的角度看大医院是有优势的。另外从设备和辅助团队的使用看，大医院同样存在优势。

　　不过，我个人的判断是2010年以后新建的大型医院（有800张以上的病床），如果没有老院支撑，基本都活不下来。北大国际医院对此应该深有体会，即使它有强大的北大系支撑，却仍然招聘成熟医生困难、吸引患者困难。如果强大的北大系都支撑不起一个新建的大型医院，民营资本有什么自信能够办好一个新建的大型医院？

　　所以，民营医院千万不要学公立医院做大规模，而应该与其他民营医院差异化发展，相互之间形成互补。公立医院在院内实现的分诊或者分工协作，不同民营医院之间可以通过院际合作的方式实现。这种合作方式，与中关村电子商城里的许多小电脑店之间的合作十分类似。它们都是独立的小型机构，但是相互之间采取差异化进货，实现了互利合作。

　　另外，我们的民营医院可以和基层医生开展合作。现在的普遍做法是民营医院向卫生院医生、村医买病人，介绍一个病人给400块钱，甚至800块钱。这种做法名声很差，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美国的医院同样买病人，只是买的方式不同。美国医院的做法是，与那些开私人诊所的医生合作，比如资助他们两万美元帮助他们开诊所，然后要求他们将治不了的患者转诊到医院。与赤裸裸的一个患者400块钱的买病人做法相比，美国医院的做法就显得特别“高大上”——资助医生个人开诊所，是帮助发展社会医疗事业；要求个体医生转诊病人，属于推动分级诊疗。

　　至于设备共享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像迪安诊断、金域检验就是很好的例子，没必要所有医院都配大型设备，很多服务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合作完成。

　　所以说，民营医院求发展，不在于盲目扩张规模，而可以在民营医院之间、在民营医院与基层医生之间，实现良性互利的合作。

　　4. 做好机构品牌还是医生个人品牌？

　　在中国传统中，我们找医生是认个人品牌的，而现在我们一辈子可能就见这个医生一次，医生的个人品牌就不容易建立，这种情况下只能认医疗机构品牌。公立医院之所以仍然门庭若市，就是因为有政府信用背书，好多公立医院的医生收入高也是因为机构品牌的光环效应。

　　在打造机构品牌方面，民营机构没有优势。这种情况下，非公医疗机构怎么挖角公立医院的医生，培养自己的医生团队呢？秘诀是，现在的公立医院医生收入不低，但情绪不好。大陆公立医院的医生，合法收入比台湾医生还高。台湾医生的收入也就合人民币40万到70万，北京、上海、广州医生的收入则超这个数字。但高收入之下，他们不舒心，因为他们认为患者敌视他们、他们认为政府故意把他们推到医患冲突的前线。所以，民营医院要挖医生，就要让他们相信离开公立医院不但不憋屈，还能更赚钱，或者虽然赚的钱不如在公立医院多，但赚的是干净钱。

　　医生怎么离开公立医院？医生的个人品牌很重要。那些真正技术可靠、服务意识强的医生，他本该在哪里都是好医生，而不需要依托公立机构。像于莺、崔玉涛、张强都从公立机构出来了，且都有了个人品牌。非公医疗机构应当意识到，自己可以提供一个帮助医生打造个人品牌的平台，而不是只专注于打造机构品牌。

　　当然，在打造医生个人品牌的过程中，要明白不同的医疗领域应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些专科，医患之间难有长期接触，像白内障手术一辈子可能就做一次，所以爱尔眼科这个机构品牌就很重要。但是牙科的医患之间会长期接触，医生的个人品牌因此更重要，他们完全可以独立于大型医疗机构自己干，所以瑞尔齿科就很难发展为全国连锁。

　　另外，严重依赖机构声誉、医疗风险较高的那些医疗领域，其医生需要长期培养，这一块公立医院仍然有优势。但是像妇科、儿科、产科等领域，由于医患之间高频交易，医疗服务标准化、诊疗流程规范化、医疗效果高度确定，患者更认医生而不是医疗机构，这时候拼的就是医生个人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态度，民间资本应该优先考虑进入。

　　三、非公医疗的未来——步入寒冬亦或迎来黄金时代？

　　前面说到医保资金快花光了，公立医院的收入增幅明显下降，但成本下不来。我个人判断，2017年、2018年，公立医院有可能面临大面积亏损。那些2010年以后还新建了大楼、拖欠银行十亿二十亿贷款的医院，会陷入资不抵债，甚至濒临破产。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公立医院很可能会找他的父亲卫计委寻求保护。怎么保护？打压民营医院。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想想今年十月份北京、上海、深圳同时出台的网约车新政，对网约车的车型、车距、甚至驾驶员的户籍，都做出了严格的限定。既然为了保护出租车公司，能出台这种歧视性的政策，那么为了保护公立医院，打压民营医院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不过我坚信，届时肯定会有超脱部门利益的领导，会意识到这正是改革公立医院的时机。他可以告诉这些公立医院：“孩子，爹没钱了，要不你自己出去闯闯？只要你有本事，就能活下来。” 90年代国有企业、公立医院的改革，就处于类似的关口。即所谓的“改革窗口”。

　　回顾建国以来70年、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执政智慧，就是经济困难时期依靠民营力量。所以，我大胆预测，2018年以后非公医疗很可能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

　　到那个时候，希望民间资本，第一，准备好资金弹药，因为2018年以后必然有大量的廉价医院可供收购，尤其今年医改文件里又提倡“两票制”，很可能会加速三甲医院的破产，因为一般越大的医院越不敢通过拿返利等违规行为增加收入，在成本降不下来的情况下，三甲医院很可能把一些业务推出去。第二，准备好收购团队，用来改造那些被公立机构惯坏的医生。第三，学习境外民间医疗机构的管理经验，比如可以多去台湾转转，看看他们的长庚医院是怎么干的。总而言之，要争取让我们看到一个和公立医院不一样的民营医院。

　　未来30年，不仅是医疗行业，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有可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时候，波特的忠告就显得尤其重要：“首先做正确的事情，然后是把事情做正确。”简言之，非公医疗要发展，首先必须抬起头来看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