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带来的题目是医院文化与职业精神。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设有一个同中国医院管理研究中心类似的机构，称为中美职业精神研究中心。这两个机构的研究方向都与医院的文化有关系。医学是人学，而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是人性高扬的科学，也是人性牵引的技术。所谓的职业精神是医护人员在职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追求与组织文化，有着历史积淀与传承、现实自省与文化自觉、行业认知与社会认同等多重内涵。职业精神又称专业精神，它随着人类社会活动和精神的提升而逐步形成，是同行业组织文化进程中的职业自信、文化自觉与行动逻辑，是一个行业职业信仰、核心价值与职业形象的集中表达。也是人性、人道、人伦、人格、人品在职业生活中的表达。也是职业人格的集体表达，具有强烈的理想感召力、价值牵引力和组织凝聚力。它的本质是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疾病，人与机器，人与人（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从而在医疗活动中守护人的价值与尊严。

　　在周朝时期就有《天官志》，其中就有对医生的定义及分类。所以在当下，职业精神成为卫生行业的价值原点，行为基线，是医改深水区（医生妖魔化，医学物理化，医患关系恶性化）重点破解医患关系不和谐等深层次矛盾的重要突破口，是党风及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重要风向标。这也使得职业精神成为医院管理创新的抓手，竞争优势的体现，既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巧实力。综上所述，职业精神可以理解为职业生命的集体表情。包括三方面内容：一，行业的职业规范，价值追求；二，医院的职业氛围，场所精神（环境精神、人格精神）；三，医生的职业气场，人格魅力。而当下的职业表情主要体现为世俗化，情绪化。职业体验方面的表现是觉得在工作过程中又累又苦又愁，什么时候才可以转行；职业展望方面觉得日常工作都是在混日子，艰苦度日，所得工资太少，能得到的利益太少，觉得工作很不体面，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头。这就牵扯到医护职业的社会定位与形象问题。对于职业价值，首先是一个职业角色的自我定位与职业形象的社会认知命题。由此，医生应该自问：我是谁？我应该是一个技术人（专家）、社会人（社会精英）、道德人（道德楷模）、经济人（凭医术获利者）等多重身份的人。

　　下面简单的列举几个关于职业精神的例子。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医生陈建屏、陈靖、陈松做了一台长达32 小时得超难手术，2014年6 月21 日早上9 点至次日下午5点，动员了6 个麻医生，8 个器械巡回护士以及330 多张脑棉片，成功的完成了这台多发性肿瘤的手术。最终，三人累的不得动弹，直接躺倒在手术室地板上。而相反的在2014 年12 月20 日， 一组“ 西安医生手术台玩自拍”的照片经网络传播后引发了舆论哗然。在这组图中，有近10 名医护人员在手术室内，挽起手或摆起姿势玩起了自拍，而在背后就是躺着患者的手术台。同样是作为医护人员，掌握着患者的生死大权，所做的事情却完全不同。所以在医生入职或者学者入学的时候都要宣誓。关于宣誓，在公元前（1948 年—1905 年）的古巴比伦王朝，第六位国王起草了《汉莫拉比法典》，其中规定：如果医生在治疗患者时，能用青铜刀切开脓肿而保护眼睛，可收取10 个银币、，而如果在切开脓肿时杀死了患者或损害来了患者的视力，则必须砍掉该医生的双手。这显然没有考虑到医生动机与效果之间的矛盾，以及医疗活动有效获益与无限

　　风险之间的矛盾。古罗马的博物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一书中也这样写道：医生习艺的风险常常由患者的生命来承担，他们拿患者试手， 把他们送进坟墓，医生是唯一可以杀人却无需承担罪责的人。而这种现象已经延续了几千年。

　　对此圈内人士也有质疑需要澄清。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钟南山，在广东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痛批了当前一些公立医院医生不讲医德、违规创收的行为。他列举广东某医院的一个心脏导管大夫为病人做冠状动脉照影，本来问题不大，但是最后放了五个支架; 然而全国政协委员霍勇则认为，中国急性心梗及时救治率仍然较低，不能仅看个别患者被放置过多数量支架，就认为支架在中国整体被过度使用。

　　这就需要我们在医护人员中寻找一批楷模，通过楷模效益让患者、全社会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在社会中形成一股正能量。3 月26 日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正式揭晓了“最美医生”名单， 10 多名个人获得最美医生称号，两个集体获得“最美医生”团队称号。其中获得个人“最美医生”称号的张金哲院士则认为，在医疗护理过程中，要与患者先做朋友，后做手术。首先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让他感受到医护人员给予他的真心关爱。所以说，道德，不仅仅是说教， 更不是偶像。对于医生来说是对生命的热情，对于职业的责任，是自己肩负的使命；对于患者来说，道德是亲和力，是对医护人员信任的基石，也是他们的护身符，减压阀。

　　南丁格尔认为：照顾大于治疗。照顾，是给予患者在身体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心灵上的抚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身体治疗的层面。所以青年时期的南丁格尔看到了英国社会的顽疾不治，看到医学护理方面的严重滞后，经常处于忧郁状态、彷徨状态。1853 年3 月，英法联军对沙皇宣战，同年10 月在泰晤士报中有这样的言论：为什么法国的伤兵有“仁爱修女”看护，而英国的伤兵为什么没有？当政府找到南丁格尔时，她欣然答应上前线救治伤员，她白天不停的救治伤员，疗伤敷药，晚上提着油灯查看病房， 及时处理紧急情况。顿时英国的军队伤亡率明显下降，士气持续高涨， 越战越勇。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合格的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意义， 不仅仅是疗伤治病，更多的是给予其生命的希望和斗志。同样的医学界圣人还有史怀哲、穆瑞、艾格、阿格纽、特鲁多等。

　　然而目前一个更突显的问题就是恶性伤医案。这已经造成了一种职业恐慌。使得从原来的本领恐慌， 道德恐慌，转化为生存恐慌。让很多的医护人员重新思考个体生存价值与职业幸福。伤医案从原来的直接诊疗恩怨转化为与诊疗根本无交集的恩怨；凶器从原来普通的水果刀，变成了斧头、钢管等致命武器； 从原来的院内寻衅滋事演变为医生的出诊遇害。原因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1. 有人归咎于医疗体制与医改进展不平衡，看病难，看病贵在一些地方还未得到根本解决，政府的补偿资助不足；2. 有人则抱怨是个别媒体记者秉持片面报道观（民粹主义、猎奇主义），直接强化了公众对医生的妖魔化形象；3. 有人则归咎于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的迷失，无法面对正常的医疗效能格局（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

　　其实医生也是医疗劣行的受害者。比如深圳天价医疗费用案， 原为医学专家的诸少侠，在2004 年9 月13 日，因反复性气促，被转入重症监护室（ICU），结果因抢救无效死亡。但是处理后事的时候天价医疗案发生了。违规计费达102199.52 元。而医生对于亲人、挚友的亡故表现为极度悲伤，内疚， 矛盾，遗憾还是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存在失误或者纰漏，甚至是主管的迟疑。

　　这引起了我们的自我反省—— 灵魂拷打三木题：我/ 你是怎么做医生的？我们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医生，是否道德不洁、技术不精、仍需改进；我/ 你是怎么做人的？是否做人有瑕疵，是否在诱惑前失去了人的操守，灵魂在沦落，是否需要检讨做人的准则；我/ 你还算是人吗？我们是否失去了基本的准则和道德底线，是否灵魂被欲望出卖？这就需要社会来呼唤职业规范与道德良知，医生若在技术与商业驱动下炫技、求利，将基本的道德和职业操守抛脑后，需要培育强大的行为自律和灵魂反省来有效的制止道德出血和道德贫血，并给予社会庄重的承诺。同时，社会必须给予严格的职业甄别（技术+ 德行）。

　　对于现代医学，应当思考：知识= 信仰？知识的增长= 精神的发育？为什么一个医生的神圣感、痛苦观、生死观决定着他的职业操守与追求。

　　作者：王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