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日上午，由杨春洗法学教育与研究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刑事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的“刑事一体化”系列讲座之五“医事法前沿”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7举办。讲座由台湾刑事法学会荣誉会长甘添贵，台湾刑事法学会理事长、台湾高雄大学特聘教授张丽卿担任报告人；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梁根林教授、王新教授，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林东茂，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担任主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溯主持。

　　《刑事法评论》就此次讲座发表专题文章，文章起始介绍，甘添贵教授区分了“医疗鉴定”与“医事鉴定”的概念，说“医事的范围大于医疗，它包括医疗、护理、检验等方面。”我倒是以为，在医事法学界和医管界，“医疗”这个词比较广义，本身就包含医疗、护理、检验等方面的吧。例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难道还摘除护理、检验等等内容？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区分，没啥意思。除非，岛内的语境生态有所不同，其“医疗”一词已经不是我们寻常所理解的“医疗”啦。

　　文章也提到一个纠纷接待处理常遇到的“纠缠”点：“结果医疗机构鉴定的时候，认为‘没有明显的疏失’。这一解释不是很明确。是否可以认为‘有不明显的疏失’呢？”这个诘问，在接待处置实务里经常遇到。真要纠缠，处处有由头。不过，从医事法学的层面来看，这个诘问理当不成立。假如疏失非要分为“明显的疏失”与“不明显的疏失”两类的话，“没有明显的疏失”一语，在排除了“明显的疏失”的同时，也并不意味着肯定了有“不明显的疏失”。对待鉴定，只能取其“有”与“无”的明示意见抑或结论，本不能谈“弦外之音”。余音绕梁三日那种“幻听”式联想意境是文学作品鉴赏的专有，不是鉴定意见（结论）采信与否时允许考量的。因此，鉴定说“没有明显的疏失”，基于人的认知有限性，和现场、事件重构的不可能绝对精准性，而不说“没有疏失”，更显科学妥贴。

　　关于医疗疏失的判定标准，甘教授认为，“违反医疗常规不等于有疏失，有疏失也不等于有过失。”这是精华之论！

　　《专断医疗与病人自主》部分的讨论，基本理路，很科学，即基于医者仁心的一般共识而宽以待医。唯理论解说上，似乎掉书袋了，过于晦涩与复杂。其实，很简单，鉴于医生的普遍善意这个基点，充分信任其追求的是病患的最佳利益，即，“我们相信医生都是为病人好的”，因此在知情同意义务履行瑕疵方面尽量宽待。“在假设同意的运用上，张教授认为，假设同意的判断标准有两个：第一，判断的依据应从‘行为时的病人价值观’出发。如果行为人有特殊的信仰非常重要，例如输血案中，就不能假设病人同意的法理。第二，不能以手术的失败作为判断依据。手术成功或失败等不确定的风险，应该不能作为事后判断的内容。” 诚为的论！“限缩医师成罪的可能性”，其实最终也是解放医疗生产力而造福更多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