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疑问。要知道，陆勇可能未必仅仅只是“代购”国外的药品，而是有“转销”性质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提出质疑。

　　罪，首先是宗教上的概念，是指一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或者实施了这种行为的状态。通常这种行为准则由一个神（如亚伯拉罕诸教中的天主；上帝、神；真主）来裁定。而法律上的罪，是做出违法的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它不完全等同于道德、宗教、习俗的罪恶。

　　我们知道，一个行为的罪与非罪，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亘古不变的，而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道德伦理规范的法律化，和秩序维护的规则化的结果。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导致道德伦理规范的递变，必然，要在“罪”的判定上有所衍变。也就是说，一个行为的“罪性”，存在的基础就是道德伦理规范的评价体系，离开了社会群体的共识，也就无所谓罪与非罪。

　　具体到本案，且不说网民的同情，就是各地传统媒体的报道与时评，所用措辞，“违法求生，还是守法等死”等等极具倾向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在一些国家得到许可的药品，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我国药监部门的批准文号，就被认定为假药，这其实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经济学家胡释之的发问反响强烈：“药品真假与否，销售是否有罪，不是看药品本身，而是看有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这样一来，你就弄不明白这法律到底是意在保护受害者，还是要不惜制造受害者以保护政府部门的审批权？”南周的《点评者说》则直接呼吁“那些手握销售假药罪利剑的公诉机构，还请枪口抬高一厘米”。可见，民间、传媒、学者们，基本都是把责问与反思聚焦在当事人“售假”行为之外的社会保障机制上。对陆勇的行为，多流露出“被迫无奈之举”的高度同情。加之，较之于去偷、去抢，“销售所谓的假药”以“群体自救”的社会危害性还是相对较小的。亦即，该案行为人的行为，判定为“罪”的社会根基已经不复存在。另外，刑罚的根本目的可以归纳说是“预防犯罪，保卫社会”，也就是行为导引作用。而本案陆勇的行为，既公认属“被迫无奈之举”，那么，对其“放纵”而不认为“罪”，也就不会产生“误导”。相反，若定其为“罪”课以刑罚，那将导引的是什么呢？难道只能被动地忍耐“民生保障碎片化”之弊，社会中的一个弱势群体集体消极地放弃治疗而葬送一条条生命？

　　综上，本人建议：

　　1、立法机关启动调查程序，核实情况后宣布当事人无罪。

　　案发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本法第九条规定的途径，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 启动调查程序，核实情况后，上报全国人大，宣布当事人无罪。如此，可以正大光明地“抬高枪口”。

　　2、对当事人其他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

　　据报道，陆勇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的违法违规行为，自当与代购仿制药本身切割处理。

　　2014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