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长期以来的行政思想的影响，导致大城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和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差距甚远，这也加剧了医患矛盾。国家为了解决一直以来的民生问题，也一直在严抓管理、放宽各种政策。于是，“全科医生”“分级诊疗”等等词汇，就作为对策被提出。这一系列措施，能促进“公平医疗”吗？如果政策制定的目的只是缓解大城市医疗资源的压力。那么，最终只会有一个结果：基层医疗等同于低质医疗。

　　全科医生在某种程度上是照办西方的既有模式。但是政策制定者显然忽视了这一既有模式的社会基础。如果以国家力量推进这一本质上奠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的资源匹配方式，未免会有水土不服之嫌。至少，群众看到了国家力量的决心。

　　虽然，行政化的推进方式会带来行政化的反馈。比如在个别试点地区会因为地方力量的保护，如果为了达到行政指标不惜一切代价，那么不仅人民得不到切身的实惠，地方也会助长弄虚作假的习气，而中央收获的不过是一系列没有指向性的数字而已。

　　至少目前来说，优秀医疗人才是不愿意到基层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基层医疗只具有试点的意义。至于优秀人才为什么不愿意去基层，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社会的阶层化，城、镇、乡发展不相协调。为什么年轻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挤到大城市？大城市并不是理想的居住场所，甚至可以说是“肤浅”的。但是面对着一系列的公共资源向大城市集中，人们纵然厌倦也是无可奈何。

　　公立医院在行政层面所得到的一系列“福利”也是实现人才有效流动的障碍。“权力本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疾。这是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历代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导致的心理趋势的外在表现。

　　人们喜欢权力，无非是因为古往今来的经验告诉他们，权力是最有效的获得利益的工具。因为最优质医疗资源在学校附属医院的聚集，使获得这类编制在工资待遇，职称晋升，退休保障上都有相当的便利。

　　如果为了吸引全科医生到社区落座而在职称晋升和工资待遇上提供优待，那意思是不是，基层医疗本身就是低标准的，是一种标准差别化医疗。

　　那本质上不就是对人民的不尊重吗？如果觉得提高工资待遇就可以吸引一流人才，那也是对医疗人才人格的不尊重。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使用“小人”的时候才以“利诱”，要想得到君子的支持，则需要使用“道义”。

　　既然能成为一流人才，就一定有自己的理念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采用利诱的手段或者企图提升其意识形态框架下的“荣誉感”都是肤浅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而“分级诊疗”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在强调差异性。尽管说，西方也在实行“分级诊疗”。但是西方的“分级诊疗”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分级”不如说是在实践“按需诊疗”。

　　西方多层次的医疗系统体现的是人民不同的就医需求，而不是政策主导的区分行政级别的供给侧建设。这两者的差别在于是否将国民的个性化需求放在第一位。医疗是一个力求精细的领域。个性化医疗也是世界医疗的整体趋势。

　　况且，即使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可以通过国家力量快速推进，医疗人才的培养却是不能操之过急的。当前的政策制定显然有求快之嫌。如此一来，医改成了机械地完成行政指标。各级医改部门为了早日完成“作业”，就会重量轻质。到头来，基层医疗的各项指标倒是完成了。可是，基层医疗和低质医疗也可以画上等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