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9日，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山东寿光蔬菜捐给武汉这件事，我是这么看》（以下简称《这么看》）的文章。将看似已经归于平静的寿光向武汉捐献蔬菜的舆论，又搅起一朵朵浪花。

　　该文从前几天网上流传的一个12分钟录音说起。这个录音笔者也听了，是一位山东女士打电话给武汉市长热线的。其大意是质问：“山东寿光捐给武汉的蔬菜怎么就拿到超市去卖了呢？我们是给一线的医护人员和警察等一线人员的，拿到超市去卖怎么回事，这样转来转去不知道会滋生多少腐败”。 而《这么看》一文则认为，“要求湖北省成立专门的分配小组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添乱的。”理由是“你们捐的菜，通过市场物流是最高效的”，如果专人分配，“多了还会烂，不如市场买更方便。”此外还要求“捐赠者也要提高觉悟”云云。

　　但从网上跟帖看，观点分歧呈严重两极化，根本就缺少任何交集。赞成《这么看》者，称赞作者分析“理性”；反对者则认为将捐赠的东西卖掉是“变味了”。在私下交流中，有朋友也认为，要求“捐赠者也要提高觉悟”，实在离谱得太过分—不仅自己站在自己搭建的道德制高点上，还表现出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道德优越感，看来争论只要被情绪化左右，那么理性就只能被逼退位。而争论，也就成为隔山打炮，鸡同鸭讲。

　　由这个话题延伸开去，令我想到了在处理捐赠之事上，如何实现“四化”问题。

　　一是路径最优化。

　　这就需要供需双方之间事前互相加强沟通。供方要了解对方需求，才能通过雪中送炭去解决对方的燃眉之急。需方有什么需求，要通过相关信息渠道予以发布，在信息高速公路日渐提速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难度不应该特别大。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环节。俗话说“鲜鱼水菜”，特别是蔬菜这种既是疫情高发区民众特别是医务人员所急需，甚至有钱也难以及时买到的农产品，也极容易腐败，需要最大限度压缩中间环节以节省时间，否则即使出于善心的帮忙，也很可能起到事与愿违的结果。

　　二是过程透明化。

　　还是拿寿光捐献蔬菜来说，即使因考虑到人力成本、时间限制等因素，而不去分配而是走超市出售之路，也并非只简单公布一下交由哪些超市出售了事。大家最关心的是怎么出售的，销售收入有多少，这部分收入扣除成本后究竟怎么处理的。要一笔笔计算清楚，一项项向公众交代清楚。况且即使按一般常识，大家也会考虑到“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操作难度之大。这个难度，就真的少于直接向医疗机构的定向配送？总之需要全方位透明、全过程透明，才能让公众和有关部门强化监督，以杜绝暗箱操作等问题的发生。古人有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种瓜田李下的事，不仅事关公信力，且在这种敏感时期，更强烈触动公众的神经，因此还是不要粗疏化甚至草率化处理为好。

　　三是效益最大化。

　　追求物品捐赠的效益最大化。因事发突然，不仅是红十字会这种过惯了太平日子的准行政部门，即使是负责对接捐赠蔬菜事宜的武汉商务局和发改局，甚至连负担应急性任务的部门，也难免因未能及时进入状态而手忙脚乱。但是，但是连处理连口罩发放这样难度不大的事情，也因处置失当而导致万人愤慨，并进而导致有关责任人被追究责任，也难怪有人担心此次蔬菜处理部门对蔬菜的处理，有卸包袱甚至有其它猜测了，即使有可能是无端猜测。与此相联系，更多的人是关心那些在一线上苦苦奋战的医务人员能不能吃上可口的饭菜，相信这也是包括蔬菜捐献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心态吧。因此，有关部门如果真的经过科学论证，得出了向医疗机构定向配送，不如把菜让超市变成银子，再让医疗机构的后勤保障部门揣上银子到超市去买效果更好的依据，那么不妨把依据亮出来。有关方没有利益考虑甚至利益勾连大家都可以相信，但有没有造成浪费？你选择的处理方式是不是最符合抗新冠肺炎战“疫”大局的?是不是在众多选项中做到了效益最大化？不仅是蔬菜，不仅是一般生活日用品，在处理包括战“疫”所需的所有捐赠品问题上，有关方都必须正面面对人民的提问，都有责任做出负责任的回应。

　　四是运作智能化。

　　在信息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社会捐赠物品的分流工作中，如果再去沿用传统的需方书面申请、审批部门盖章审批等传统操作方式，岂非抱残守缺，岂不令人产生今夕何夕之感？事实也证明，相关物流公司参与红会的捐献物资处理后，效果马上显现，效率立马提高。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行政力量和民间力量的有效对接、高效互动和深度融合。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方法笨拙，不仅累死三军、难死三军，甚至能气死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