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当初有三个基本的设计，不妨从这三个设计来看医疗改革的障碍：

  一是医疗机构举办性质的制度设计，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强调的是以公立医院为主导，民营医院为补充，这个定势并没有随着民营医院的快速发展而有所改变，这种“大公无私”的左倾思维导致在机构准入上放开民营医院，但在掌握医院运行的主体的医生并未实现真正的改革，仍然是单位人，哪怕是退休了仍然受制于原有的公立医院，而无法自由流动，从而导致民营医疗机构医生队伍建设严重滞后，医疗资源严重利用不足，加上极左思潮泛滥，舆论大旗“公而忘私”，公立医院就像以前的“贫下中农”，民营医院好似“地富反坏右”，医疗环境中“左”与“右”在民间仍然有一道明显的分水岭，这种改革的设计结果怎能让人忘记“文革”的阴影。在这种医疗机构公与私的制度设计下，医生也就自然地划上了阶级的烙印。如果实行医疗机构的医生工作室制度，医生可以游离于机构的公私之外，相信老百姓看病一定不会在看病前先看看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因此，个人认为，只有同步进行医生执业制度的根本解决，才能淡化医疗机构举办性质造成的百姓对医疗公与私认知上的重大观念障碍，才能充分发挥民营医院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上的正面与积极作用。而医疗机构实行医生工作室制度必能有效解决这样一个观念障碍。

  二是基本医疗与非基本医疗的制度设计。这个设计的作用可以把医疗区分为公益福利与内需消费。医疗作为公益福利必然要用全民医疗保障的公益机制，实行医疗保险或者是免费医疗。然而医疗保健也是国民的最为看重的消费领域。如果全部实行免费医疗或医疗保险，国家与社会财力不足，无法满足百姓对医疗的需要。只能让非基本医疗服务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医疗市场已经形成，但医疗的人力市场并未放开，医生不能市场化，而主要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的民营医院也就无法大力发展非基本医疗服务，现在出现一种怪现象，即原本应是搞非基本医疗服务的民营医院大力推行基本医疗服务以争夺医疗保险的份额，而本应是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院，为了争夺利润而积极发展非基本医疗服务，近年准入的的辅助生殖中心，绝大多数是公立医院，极少是民营医院，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还是因为掌握这些技术的医生在公立医院，社会定势不忘以公为主。如果医院普遍实行医生工作室制度，等于就是撕掉了对医生的公私标签，非基本医疗服务一定会在民营医院得到巨大的发展。

  三是医疗机构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制度设计。个人认为，这个制度设计是要让非营利性医院主导基本医疗服务、承担公益性福利医疗。而营利性医院主导非基本医疗服务，承担市场医疗，促进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繁荣国家经济，在不增加国家对医院的投入情况下，大幅度提高以医生为代表的医务人员的待遇。应该来说，目前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制度设计没有显现出改革的预期作用，因为这个制度的设计没有把医生为代表的医务人员制度改革相应配套起来。实行医生工作室，相应的护理、医技人员定然会随医生流动，因为医疗从来就是团队运作，医生流动不了，其他医务人员也就无法流动。

  三项改革制度的初衷是正确的，但结果是形成了营利与非营利的“柏林墙”、公立与民营的“三八线”、基本医疗与非基本医疗的“堰塞湖”，有这样三大障碍，百姓看病如何不贵？三大障碍越来越堵，百姓就诊如何不难？而破解当前医疗改革的难题，就在于从法开始，按照有法可依的原则，从医疗的《医师法》下开始医生的执业制度改革，让本应社会尊重的医生重回社会尊重，成为自由职业者，只有给医生最大的执业自由，才会有医德的回归，让医院利益集团无法对医生的医德实施绑架，那才是百姓之福、医生之福，也是民营医院之福，对于公立医院，一部分可以改制，一部分退守公益福利医疗，这有国家的投入保障，并不带来灾祸，何乐而不为呢？

  当下医院实行医生工作室制度，并不造成对公立医院的本质损害，却是民营医院重大的发展机遇，它是扭转信誉低、人气差的一剂良药。而且，医生工作室制度并不需要有新顶层政策设计，国家早就有了个体工商政策的指导，医生多点执业政策的支持，只要医生们敢于挑起医疗的民事责任，民营医院投资者们完全可以学习物业管理的做法，当起医疗市场的维护管理者，支持与配合医生群体去大力推动医生工作室模式，帮助医生们实现“业主”的身份，入驻医院物业，从而推动民营医疗的新一轮快速发展。中国的医疗改革特别是医生执业体制改革似乎也能走当年农村改革的道路，自下而起，不等不靠，难道作为社会精英的医生们反而不如几十年前为签字搞土地承包的精英农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