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1月21日报道，20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执业医师法进行修订，草案对现行法律做了较大幅度修改，“保障医师合法权益及待遇”为“大变化”之一。

　　现行《执业医师法》仅在第三条、第二十一条对医师的权利有所涉及，且很简单、原则。当初草稿讨论阶段业界对此就很有意见，有“执业医师责任法”之讥。究其原因，可能系因有的权威人士认为：“《医师法》不必如《教师法》那样详细写上‘待遇’等问题的规定，因为‘待遇、教育’等等之类的‘基本权利’已写进《宪法》，再在《医师法》中作出规定就重复了。”

　　这是一个立法错误。

　　早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就法院在判决中可否援引宪法问题作过一个司法解释，不同意在审判中直接引用宪法条文，各级法院至今还在遵循这个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已成为世界性的一项宪政惯例，但在我国，针对宪法条款的效力有直接效力说与间接效力说两种，实际运行中是采用间接效力说。也就是宪法条款不能直接适用于司法审判。有关权利的条款，一般都由相关法律加以具体化。当年的“齐玉苓案”是个典型案例。宪法基本权利无直接效力，即公民不能依据基本权利提起诉讼，因此，推动宪法基本权利法律化，即在《医师法》中明确“待遇、教育”等等方面的权利规定，使基本权利经立法后取得司法效力，医师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有法律上的保障。因此，《医师法》必须在“基本权利”方面作出相应的详细周到规定，这绝不是与宪法权利条款的重复。喜闻本轮修法，在医师权益保障和待遇方面有较大变化，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针对目前医务界的实际状况，建议加上以下条款：“医师完全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得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婚姻状况而剥夺医师所应享受的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医师报考研究生；执业医师平等享有公派外出（外地、外国）考察、进修、学术交流、攻读学位等接受继续教育的知情权、竞标权、公开评议权。未经公示、公开竞标、公开评议，任何机构均不得剥夺医师公派外出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接受公派外出继续教育的医师，必须事先签署书面合同，履行应尽的回报于所派机构的义务。”

　　另外，还有“医师的权力”问题未予重视，更值得关注！

　　权力，系指公权，即行政权力。我们的卫生法学研究，只注意到医师的民事主体身份及其民事权利，但，在一定的法定职务履职过程中，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还具有“权力”，一样需要予以关注，并在专业法律里有所规制和保障。例如，《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

　　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因违法实施行政管理或者预防、控制措施，侵犯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承续了这些内容。既然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这时的医患关系，并非民事法律关系，而是法定的行政法律关系！在此服务中的侵权损害则适用国家赔偿制度。例如，因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履职而获取的新冠肺炎患者的个人信息的不当泄露，就应属行政侵权。同样，医师在此过程中的因公伤病甚或亡故，其后续保障、抚恤，就更有保障！“医疗机构因违法实施”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侵犯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这里的诉讼，显然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对照本轮应疫，尤其是千军万马不惜血本、不顾安危“逆行”援汉援鄂援冀…，免费诊治，十分清晰，哪里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事服务！在此过程中履职的医师，行使的就是“权力”，也神圣不容侵犯。“医师的权力”，渊源于多部法律法规的授权，内容比较分散，不利于我们整体把握和统一要求，尤其是不利于相对人的主动依从。因为一般概念以为，医疗服务只是民事服务，医生只有民事权利，那么，基于“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事行为原则，配合与不配合是我自己做主。故，新的医师法亦应对“医师的权力”有所规制，结合“执业规则”予以集成，针对性地提出要求，既要强化其实施，提高相对人的依从性，又要强化对其监督，确保权力依法依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