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不信任伤了医患双方。

　　医患不信任首先是医疗的问题，而医疗是医方的事业和产业，是医方主导的行为，所以医患不信任是医方以及医疗管理机关、医方组织的职责任务问题。

　　患方就医难已经成为现实。以医患矛盾威胁最终会导致患者无处就医，不仅不具有理论价值或者实践价值，而且，而且做这样粗浅假设的医方在说话的同时，已经陷于无处“就医”的境地。

　　所谓“上医医国，下医医病”，可引申至依法治理医疗体制也属于“就医”和“行医”行为，这里的“就医者”就是普通意义上的医方。医方陷于不能从原本正常的法律程序上实现自身问题（该问题属于社会科学上的“疾病”、法律意义上的“疾病”）的解决，不能清理自身机制、体制（社会学上的“机体”）上的腐败、坏死的组织和器官，不能完成废物排出（清理违法犯罪的极个别医护人员、准医护人员出医疗队伍）。这些法律问题不是医方自己能解决的，必须依赖国家的健全法律运作机制，必须向法律“投医”、“就医”。

　　而现实中，国家医药卫生管理机关铺就的“赔钱”和“护钱”单种车辆限行道上（不追究违法医疗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不仅早已经阻塞住了受害患方依法维护权利的道路，而且早已经剥夺了“患病”（只顾违法挣钱，不顾广大医护人员基本职业操守、职业信念、事业理念的极个别毒瘤）医方的法律“就医”的权利和条件。

　　医患不信任使医患双方都受伤，且很难说其中的哪一方受伤更重更深，因为都极重极深。只有那些枕在每年因违法违规行医而逝去的几十万条人命上睡大觉、不对深患“重病”的医疗机制“行医”（启动执法程序）的医药卫生管理机关、医方组织获得了“利益”（只吃不干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