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生在看病时要考虑病人的药费与奖金的关系，怎么能当好医生？”“医生的收入不合理不合法，生活也不体面，时不时面对棍棒，如何静心看病？”

　　15日，中欧卫生圆桌会议“医生价值，如何回归”专场，“医务大佬”云集，有知名三甲医院的院长、医生，也有从体制内医院“下海”的明星大夫，发言异常热烈。

　　笔者发现，这群顶尖医生们真正痛心的并非“收入低”、“没尊严”，而是回到同一个命题：这个时代，该如何纯粹地行医？

　　医生的标准：看好病

　　宋冬雷现在是上海德济医院院长。一年前，他从华山医院着名的神经外科“跳槽”。这么好的平台，又是年富力强时，为何离开？宋冬雷吐出两个字：迷茫。“医生注定是纯粹的职业，生命之重，性命相托，不得不纯粹。但现实环境下，医生没法纯粹。”

　　宋冬雷愤怒于社会环境出了问题，导致医生难以纯粹行医。“诚信缺失，不只医疗行业，各方面都如此，医患互不信任。法制也有问题，医患关系竟发展到杀人地步。这样的环境使医生没法放下杂念，做什么都要防一脚。”

　　更令他迷茫的是公立医院里固有的医疗体制。“我们对好医生的评价是什么？是教授、专家、博导，还是专心看病？医生就一个标准：看好病。其他东西都不是百姓需要的，可能是你自己需要的！”

　　因为无法纯粹地行医，许多医患问题就出现了。宋冬雷说，体制外锻炼一年的思考是“医疗改革务必要让医生回归纯粹”。

　　不少医生遭遇职业挫败感

　　宋冬雷的体会获得老同事、华山医院肿瘤科主任梁晓华的共鸣。“现在，我们很多医生要晋升，少一篇论文就过不了，这个要有基金，那个要有论文，这些东西基本上跟你的临床关系不是太大，或者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些东西影响了你价值的实现。”

　　身处这家着名的三甲医院，梁晓华自言，有时内心会很煎熬。因为，每天得计算医保是否超标，药费是否超支，并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病人、家属的辱骂，拳头敲向你，棍棒砸向你”。

　　梁晓华有一个理想，如果放开自由执业，他希望每年有三个月去山区免费医疗。“医生天然有公益心，但现实环境下我没法这么干。”这种纯粹的医者理想，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看来，基于三点：合理合法的收入、体面的生活、流动的自由。遗憾的是，现在都还没实现。

　　高负荷的工作量、高风险的工作状态、长时间的学习成本、相对低廉的劳务所得，这是内地三甲医院大量医生的生活现状。“可能有少数人在体制内混得很好，但大部分医生都有很深的挫败感。”梁晓华说。

　　需要全面配套的改革支撑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近两年，一批知名医生已经从三甲医院“跳槽”，以追求他们更渴望的价值。上海寓医馆院长和创始人、原长征医院医生宋维更是直言，自己是在“用创业实现医生价值”。

　　在“出走潮”下，公立医院正寻找变局。“不能让公立医院垮掉，公立医院也有自己实现医生价值的探索。”四年前，段涛探索引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混合。据此，一妇婴与高端民营医院合作，医生去高端医院出诊，按市场价获得较高劳务报酬。

　　这一做法与上海计划推进的“多点执业”思路一致。在医务人士看来，“市场有自动调节价值的功能”，但这也遭遇了一些现实困境。

　　如宋冬雷所说，“回归纯粹医疗，需要全面配套的改革支撑；而奔着纯粹医疗的目标，或许医改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