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在市场机制的大环境下，要发挥市场推动的作用，让社会去做该做的事情。但是像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类事情，政府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落实好政府的责任。

　　基本医疗离不开四个标准：第一要安全有效，优先考虑疾病负担大、社会有需求的；第二，要符合社会伦理和公平原则，如果把基本医疗放到市场中去，让公立医院跟民营医院一样在市场中竞争，公立医院自然趋利，千方百计收治更多病人；第三，要有成本效果或成本效益。现在我们投入很多，产出却很少，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将投入公平使用在每个人身上，如何节约，如何控制过度医疗，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让他们积极投身到医改里面；第四要经济上可行，基本医疗如果作为公共产品，就必须考虑在组织上是否可操作。

　　提供基本医疗有两个关键：投入和人才。

　　目前，我们依然没有认识到今天的投入和明天的产出的关系。

　　从防与治的关系来看，我们的投入大多流向了治疗，而预防工作做的不好，我们总是以医院增加了多少床位、增加了多少病人、增加了多少门诊作为成绩，事实上这些增加的背后，看病难、看病贵依然没有彻底解决。如果我们的投入倾向于预防，采取综合治理，就能使医疗服务理念和方向回到原点，也就是使人少生病，发了病以后不至于太痛苦。

　　从纵向来看，我们有限的卫生投入，大部分流向了城市医院，不管从科研、交际还是其他方面，城市医院获利、取得项目经费或者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都要高得多，而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则举步维艰，再加上基本药物制度不完善，使基层在提高服务能力上更无心恋战。

　　同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GDP和税收并不低，但在投资理念、财政合理使用上差距很大。因此，关键是钱如何去使用的问题，就像曾经的平价医院，就是一个理论不清、责任不清的存在。

　　公立医院的投入问题是最关键的，也是最难的。首先，政府责任不明，在提出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时候，我们过度的用市场推动，过度的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而政府责任有所淡化。其次是理论模糊，比如我们欢迎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的股份制改造，那就是要推行混合所有制，但如果实行混合所有制，政府办医院的公益性跟社会资本的趋利性是不相容的。第三，补偿机制不到位，政府补偿不到位，很多改革模式就会面临夭折。第四是监管机制，尤其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如何去监管。

　　人才问题也很关键。现在我们培养人才的渠道有很多，比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但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做到国家层面的规范化培训，尤其在质量、授信单位的师资和今后培养出来人才的流向方面，没有成为系统。在美国，医生培训是一种国家战略，是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培养医生，而不单单为了公立医院，而我们并没有站在这个高度理解培养人才的涵义。

　　我们希望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但目前试点遇到了各种障碍，如果这些障碍没有人去打破，所谓逐渐从身份管理走向岗位管理，定岗不定人，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法律法规的支撑，通过监管制度、支付制度、人事制度、福利制度的建立，使医院成为为医生提供服务的平台，使医生成为为病人提供服务的主体，提升医生的地位，从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使医生从圈养到放养，从自己的价值取向去选择医院。

　　有人担心，放松了医生不好管理，但换个角度想，放松医生也是放松了医院，医院有更多的机会挑选更优秀的人才，也会为了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而想尽办法改进医院。还有人担心医生不安心工作，医生是一群有修养、有包袱、有责任感的群体，当他自由了，他不是为医院的名誉而战，而是为自己的名誉而战，他不仅不可能随意去对待病人，他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服务病人、取悦病人。

　　因此，医生多点执业是撬动整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支点，它可以将医疗资源下沉、科学就医秩序建立、上下联动、协同合作变成一种自觉的市场行为。

　　总之，医改要实现三个回归，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医护人员劳动价值的回归，尊重生命理念的回归。用对联来表示，上联是基本基础辅助工农政府责任，下联是专业自主自强自律市场法则，横批是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