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入刑，最高可判7年，这理应对“医闹”起到震慑，但现实并非如此，“医闹”仍频发不止；有人说是司法宣传不到位，执法部门配合不力，就诊群众素质差，医疗职业无尊严。难道真是如此吗？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岳对此有个人的见解。他说“我们的思想出了问题”.王岳认为，就像维权一样，更多时候我们是以医患对立的角度去进行维权，有失偏颇，比如关于医生收入与尊严问题，部分人动辄拿我国的医生收入远低于美国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还提出要高于其他人3-5倍，不现实，也不可行，而以此来对待病人，当然就会惹恼患者。王岳认为“如今已培养不出像裘法祖这样的医生了。出国留学只是镀金”.“医闹”不止，当然不能全怪医生，医院出现逐利性和功利性才是问题的根本。

　　《医学界》主笔郭惊涛的话更让人深思。他说，医闹是社会矛盾的一个激化点，是制度的畸形和法治的缺失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医改依赖于综合改革，即使是照搬“三严三实”来纯正行业，也不可能消除“医闹”,“三明模式”也解决不了“医闹”问题。一针见血指出“医闹”背后隐存社会问题。而许多人忧不敢言！

　　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会议上提出，医改的关键问题是要除去公立医院的逐利机制。这不能不说“医闹”与医疗的企业式运营有一定关系，是机制体制问题，单凭入刑不能治本。在现实中，不能仅站在医疗行业来维权治理，必须用“第三只眼”站在公平、公正、客观的立场上来寻找分析“医闹”的原因并进行解决。

　　有人士分析“医闹”分职业与非职业，前者是违法犯罪借“医闹”索赔，而后者多来自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之后医疗纠纷的升级与激化，其中就不能排除涉及行风、职业道德和管理机制存在弊端，这已经是社会问题；目前许多省市纪委驻地巡视组对县级医院“医生薪酬与业务收入挂钩”进行调查，这说明已经有犀利的“第三只眼”对医疗的企业式管理运营及金钱利益熏陶下的医疗卫生职业道德滑坡进行“诊疗”,也就不能不说“医闹”的主要责任在消费者。

　　钟南山院士提出医生工资由政府负担，某种意义上就是想以此斩断医生与业务利益链，真正让医生成为“医为仁术”载体，真正让医生站在病人角度去施治，尽力减少降低病人的医疗消费，提供便利服务。

　　但现实中，诸多医疗行业管理人士及医生却对此一概否决，几乎异口同声将“医闹”归罪于消费者，而一直呼吁呐喊自己无过。“医闹”原因究竟何在，医患双方均需掩门思过，而不能将其完全归罪对方！

　　应该客观分析，不仅仅看医生和病人，还要从宏观管理高度上来探究分析。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均有其内在的原因，不能单凭其外表来判断其真伪与优劣。“医闹”频发，虽入刑而仍不止，其中必有他生存发展的后盾实力，其中不排除作为综合系统工程的医改存在着宏观设计与管理上的不足，比如政府责任不到位，管理不科学，社会氛围需改进，法律法规要跟上，公众素质需提高等；现实中的医改并没有完全系统进行，至今仍只是将主要精力和投入用到公立医院改革及医疗资源配置，而医保支付只是其主要手段，这当然使深水区医改难题及矛盾无法解决。医改系统工程的片面化操作让“医闹”有了生存之地。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制止“医闹”,必须用“第三只眼”看医患冲突，必须将其提高到社会高度来分析处理，将医改真正摆在国计民生高度，用政治眼光及手段来推进，使其真正系统工程化，让全社会参与，而不能单瞄医院、医疗、医药及病人，不能单靠“医闹”入刑来治理“医闹”。